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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苏区 白雀园肃反
作者：刘晓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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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内外因素
初夏的艳阳照耀着遍野翠绿的大别山区。１９３１年５月上旬，中共中央的一位要员张国焘，以中央全权代表、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的三重身份，来到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光山县，会合了先于他一个多月到达皖西的另外两名中央代表——沈泽民和陈昌浩。
这时中共中央正处于“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在是年１月初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旗帜的王明，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全力支持，一下跃进了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开始从实际上独揽了中央的领导大权。四中全会之后，王明中央有系统有组织地向全国各苏维埃区域，派去了一些中央代表，掌握苏区的党政大权，以全面贯彻左倾的“进攻路线”。时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国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来到鄂豫皖苏区的。
５月１２日，张国焘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撤消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分局委员共有１１人，张国焘任书记。３天之后，又成立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兼任主席，原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调任红４军政治委员，并任军委副主席。还设定了共青团鄂豫皖分局，陈昌浩为书记。
中共鄂豫皖分局的建立，标志着王明左倾中央开始控制鄂豫皖苏区。张国焘等作为四中全会后中央派遣的全权代表，努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一整套路线。首先是在政治上接受六届四中全会确定的路线，全盘否定特委过去的斗争成绩，无端地扣上“立三路线指导下的包含着极大危险”的帽子；二是提出按照四中全会的组织路线对根据地的党、红军和苏维埃进行“改造”，对抵制推行“王明路线”的同志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三是主张红军采取不停顿地、坚决进攻的军事策略，提出“动员最大的力量去向敌人进攻来巩固自己的力量”，准备过渡到全国苏区与红军一致的大举进攻。
红军的军事行动概不能离开政治路线的指导。由于张国焘等人卖力地推行王明中央的进攻路线，很快地与红４军的行动方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已经取得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的鄂豫皖红军，在蒋介石集中大量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暂时对鄂豫皖根据地顾及不上的有利形势下，应集中主力南下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恢复以前的割据区域，解决部队的经费和粮食供应，同时威逼长江，牵制敌人，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这种“一箭双雕”的军事行动可起到“围魏救赵”之效应。曾中生和红４军军长邝继勋、第１１师师周维炯、第１２师师长许继慎、第１３师师长徐向前等人都是这样认为。但张国寿指责这种战略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强令红４军开赴商城地区，意在威胁武汉之敌。红４军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发现大军云集仅数十里的山区无用武之地，粮食供应又极为困难，曾中生等人建议以两个团留在山区，主力南下打英山直取蕲水，但又遭到张国焘等人的无理拒绝。曾中生、许继慎、余笃三等红４军领导人，围绕着南下的战略问题与张国焘展开了激烈争论，迫使张国焘暂时放弃了自己的主张。
张国焘虽然同意了红军主力南下的行动方针，但至７月上旬又在商城召开会议，提出红４军要援助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必须威胁或攻占敌人的大城市。因此，红军需攻占英山，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的计划，并限期一个月内完成。红４军的领导人当然不同意这一冒险的军事战略，又与张国焘在会议内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张国焘虽然推行了王明左倾中央的进攻路线，但是相当困难，原因就是遭到了红４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这成了张国焘的一块心病，他开始考虑如何扫清政治障碍，建立和巩固个人在鄂豫皖苏区党内统治的问题。
红４军在其后的军事行动上，与张国焘左倾军事战略的斗争，仍在不断扩大。是年８月中旬，红４军攻下英山后，鉴于长江涨水、武穴附近尽成泽国的现实，将东进战略改为南下。这更加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撤消了曾中生红４军政治委员的职务，由陈昌浩接任。
对于红４军行动方针的战略分歧，双方都不断地向中央拿出报告，陈述理由。但王明中央当然偏袒自己派出的代表，反而给坚持南下正确方针的红４军领导人罗列了一连串罪名，如“立三路线的重复”、“企图蒙蔽中央，是严重的反党错误”等；还给鄂豫皖分局连连发来指示信，强调必须坚决地进行肃反，清肃红军中的“改组派”。
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当然熟知中央一再强调肃反的前后背景。从１９２９年１０月下旬起，苏联共产党在党内进行大规模“肃反”的运动，通过共产国际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执委会一再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称“国民党改组派是妨碍工农运动的向前发展的主要危险，必须立刻开展最坚决的、尽可能群众化的运动，去破坏改组派的任何影响和揭露他们的反革命实质”。共产国际执委会还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强调中共“应当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改组派，指向第三党”。从未到过苏区的王明，亦于１９３１年２月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断言：“在苏维埃和一部分武装队伍中，都曾发现改组派、ＡＢ团、取消派等反革命分子。”特别是中央苏区的“富田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在肃清ＡＢ团、改组派和第三党的方针上，发出了一系列更为左倾的号召，强调“苏区的党部与苏维埃要对反革命的改组派、第三党进行最坚决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斗争”。
王明中央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从上海频频给鄂皖苏区发来肃反的指令，这与张国焘“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徐向前语）的动机，适时地结合在一起，革命事业的砝码立即倾斜在个人私利的天平上。于是，一场遍及鄂豫皖苏区的浩大劫难开始了。
投毒案与敌人的离间计
皖西麻埠的箭河厂，设有鄂豫皖红军的后方总医院。医院除了为受伤的红军官员治疗，还收治了上百名在英山战斗中被俘的敌岳维峻第三十四师的部下。在伤势治疗痊愈之后，有几十人留下来参加红军。这些人在红军待不到半个月，面对吃糙米、喝稀粥、咽野菜的清苦生活感到忍受不了，凑在一起就满腹牢骚，大发怨言。一个叫孟守先的原敌军连副暗地里串通了几个思想反动的俘虏，鼓动他们在红军伤员的饭菜里投毒，毒死伤员后再夺取武器，打回三十四师去，也算立功归队。几个俘虏偷到了药柜里的砒霜，其中一个俘虏到食堂投毒时被发觉抓住。
这时候鄂豫皖苏区已层层设立了专门的肃反机构，原特区政府政治保卫局升格为政治保卫总局，中央分局委员周纯全为总局长，配备了３００多名工作人员，其中有１个连武器精良。保卫总局在名义上属于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但中央分局规定：“苏维埃政府对政治保卫局只能问它的政策，而不能管理它的一切，它由中央分局直接节制。”保卫总局享有生杀予夺的特权，是专职肃反机构。
投毒的俘虏押到了政治保卫总局，由审讯科长戴季英主持审讯。受到吊打的俘虏熬刑不过，供出了孟守先。来不及逃走的孟守先被抓来后也受到了刑讯。这个自知必死的反动军官，突然想到了总医院药库的司药员陈桂兰，便“招供”说砒霜是“药房的女人给的”。
司药员陈桂兰，是红４军第１０师２８团团长潘皈佛的妻子。当天下午，陈桂兰被抓到保卫总局受到审讯。审讯人员将她反绑双臂吊起，先用竹鞭抽打，她的衣衫被抽成丝丝布条，又要用滚烫的桐油浇到她的背脊上。陈桂兰惊恐至极，大叫着：“别浇！别浇！我交代！”接着绝望凄楚地“招供”：“我和皈佛是改组派派来的。”戴季英听得大为震惊，又逼问是谁派来的？陈桂兰吐出“李荣桂”３个字，就万般痛苦地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