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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诔词说屑
作者：安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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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既定的事情，别人很少能改变，但是在丧葬方面，却多有例外。如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５日，叶楚伧在上海去世，蒋当时定为国葬，因为陈氏兄弟的反对，最后改为公葬。
殷殷探视惶惶心态
对于著名人物的生老病死，蒋介石较为关心，在他们病后，他尽可能抽出时间，及时前往探望。这些人也每每以得到蒋的探病为荣。可是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些人在蒋探视后不久即“化羽归道”。所以当时有些人较迷信，认为病人身份卑微，承受不起蒋的探望，更有怕因蒋的“鸿恩”而“折寿”的家属，把蒋的探病看作是“催命符”，尤恐避之不及。还有一些病人家属对蒋的探视处于“盼之不祥，拒之不能”的两难境地。
１９４１年９月５日，蒋介石得知《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病危，到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探视：蒋坐在张的病榻前，握着他的手，望着他清瘦的病容，眼睛含泪，讷讷数语，眉宇重凝。第二天凌晨，张即“驾鹤西翔”。因此蒋在致《大公报》的唁函中有：“握手犹温”一词，就是说的前一天，蒋到医院探望张时的情景。
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３日，蒋赴上海市立疗养院探视叶楚伧，当时叶的精神状态还很好。蒋安慰叶说：安心养病，不要为公务操心。蒋唯恐电灯刺激叶的眼睛，要护士把灯关掉。然而１５日上午叶就故去了。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而且到了台湾后更为严重。
１９６２年２月５日，蒋经国看望病中的胡宗南，并告诉胡，“总统”将在星期五探病。果然２月１０日，蒋介石带侍从医官来到胡的病床前。胡立即就亢奋起来，挣扎着要起身，又说：“总统，你来看我了。”家属看到胡似乎比以前好多了，但３天后终归不治。
１９６４年６月１７日，蒋介石和夫人及蒋经国来医院探望蒋梦麟，当时蒋梦麟在睡觉，蒋介石没有打搅，只是对蒋梦麟的女儿嘱咐了几句话：要蒋梦麟好好养病，早日康复。可是到了１８日午夜１２时，蒋梦麟便呼出最后一口气。
其实，一些人对蒋探视的恐惧是不必要的。蒋日理万机，他的探视是根据医生的病情报告作决定的，一般都是在较严重时前往。蒋为安全考虑，行踪无定，他人难以掌握。但有时对特殊病人例外，会在探视前，派蒋经国、张群、陈诚、何应钦等“近臣”通报。病人就会有一种兴奋和期盼。当与蒋见面时，蒋要说些安慰的话，做一些许诺，使兴奋达到顶点，表面上看是“精神焕发”，实则正在加剧病情恶化。在蒋走后，病人因精力耗尽而“寿终”。
所以在蒋探视后，屡屡发生病人“遽然而逝”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
真传假“圣旨”拍马惹麻烦
邓文仪１９２４年考入黄埔军校一期，曾是蒋介石的“狂热信徒”，有所谓“十三太保”之一的称号。在３０年代任蒋的主任侍从副官，当时任何人要想见蒋，都得事前非通过他不可。其权势之大，可想而知。
西安事变发生后，蒋的一些亲信怕被扣于西安的蒋投降，使政局发生变化，便主张炸平西安，牺牲蒋介石，另推何应钦为领袖，而邓即是其主谋者之一。待蒋被释放回南京后，宋美龄向蒋言明内幕，加之平时那些恨邓之人，也对邓落井下石。至此，蒋就把邓当成眼中钉。邓失去蒋的信任后，职位随即降低，见到过去他的部下，见面必须立正敬礼，开口必称“报告”，惹来黄埔同学的纷纷讥笑。他的心腹朋友贺衷寒、袁守谦、萧赞育等也爱莫能助，不敢在蒋面前为他缓颊。但邓能忍别人所不能忍之辱，受别人所不能受之气，仍“忠心耿耿地崇拜”蒋。
１９３８年，经贺衷寒等人的举荐，邓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蒋虽未加反对，但余怒未消。一次中央军校举行毕业典礼，蒋在大操场边走边巡视，邓作为该校的领导，理应陪同。可是蒋骤然回头对邓说：“你处处跟着我，是否觉得漂亮些？我不愿意看到你这副嘴脸，你给我滚开！”邓在众多来宾面前受到如此大辱，真是无地自容，待典礼一完便立即气冲冲地跑回家去闭门思过了。思过之后，依然练习他的“忍功”。
１９４７年经贺衷寒的运作，邓出任国防部政工局局长兼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１９４８年７月１６日，康泽（１９０４—１９７２）在襄阳战役中被我人民解放军俘虏。４天后，蒋与何应钦、顾祝同、卫立煌等军事将领共进晚餐。席间谈及康泽的下落，蒋颇为自信地说：“我对康泽十分了解，他是不会被俘的，很可能已经像张灵甫那样为党国而壮烈成仁了。”
就是蒋的这个“很可能”推断，让邓文仪又看到了拍马的机会。两天后，邓文仪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名义，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宣布康泽已经殉难。然而这一宣布，给蒋带来了不知多少尴尬和麻烦。
《大公报》又根据邓的宣布，随即专门作了报道。康泽的妻子得知后，可能是神经受到刺激，在南京城里疯疯癫癫，逢人就说：康泽如何做了蒋的孝子，如何成仁取义。有人问她要去干什么？她说要找蒋报告康泽成仁的消息。蒋听说后，马上让俞济时送１０万元去打发她。这样看来，似乎康泽之死成为定论。但是，当月下旬《新闻天地》便透露了康泽的真实下落：“新华社于１７日夜晚已宣布康泽受伤被俘。”为此，舆论一片哗然，康泽之“死”便成为笑谈，国防部“大窘不堪”。
开始时，蒋的确不相信新华社的报道。到台湾后在一次演讲中，他很沉痛地说：“在大陆沉陷的大失败之中，真正临难死节的只有两人，这两人中便有康泽”。
后来随着消息的明朗化，蒋不得不面对现实。于是他又开始为自己的“很可能”推断，多次作种种辩解，１９６２年又对康泽的“忠贞不屈”发表谈话，对康大加赞扬。此时，他已经很少作挽联了，却要破例，为活着的康泽撰写“挽联”：“襄阳当南北要冲，弹尽而莫之济，粮竭而莫之援。十七日中阁部扬州，赢卒孤城，已分百死；忠烈昭党国史乘，劳改而终不变，酷刑而终不屈。二十五载文山土室，丹心正气，独有千秋。”
蒋的挽联写得不是很好，所以一般都不太长，而此联却长达７０字，他不仅是要表达对康泽“不屈”精神的赞扬，更是要为自己的错误判断做进一步辩解。
１９６４年他再一次提起康泽：“我曾经提到康泽同志在大陆上被俘囚禁之中，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今天我愿意重复提出来再说一回。康泽同志遭受共匪炼狱的折磨，身体早已衰弱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样熬过来的！”
不知蒋在辩解之余，又会怎样地羞辱邓文仪了。不过邓自有办法，除了继续练就忍功，还主编了一系列吹捧蒋的书籍，依然官运亨通。
夫人从政的起步——诔词
宋美龄嫁给蒋介石后，和姐姐宋霭龄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是从协助丈夫办教育入手，在赢得贤名后，逐渐步入政坛。不过她可不愿像姐姐那样，跑到陌生的乡村去当什么教师。她的愿望是协助丈夫从政，做一位叱咤风云的女杰。但她自知资历不足，因此她的干政有两个起点，一是办学，二是效仿丈夫，颁送诔词。这两点她都做得不错。
宋办理的第一所学校是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１９２８年由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创办，学生主要是北伐中阵亡的将士子女，指定宋庆龄为校长。蒋对新婚不久的妻子说：二姊在国外，学校的事交给你吧。此后宋就一直成为实际负责人。
第二所学校是协助蒋管理创办于１９２５年的溪口武岭农校。宋美龄虽然来武岭的次数不多，但她对学校的影响和贡献却不可小视，从校园的规划、校舍的图纸设计，到门窗样式，甚至连油漆的颜色，都是按照她的意见更改的。１９４７年，宋又出任该校的董事长。
宋在办学取得初步成就的同时，开始涉足蒋的诔词领域。主要分为３个时期：
第一步是与蒋共同具名时期。３０年代开始，有时蒋“颁赐”的诔词，是以“蒋介石、蒋宋美龄”具名的。如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１日夜，《西京日报》社长丘元武遇袭身亡。１９３４年２月１０日举行追悼会，挽联：“一言褒贬春秋意，千古哀荣党国殇。”就是由蒋、宋夫妇共同具名。
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９日，空军大队长李桂丹抗日殉国，２０日举行公祭，蒋和夫人参加，共同具名致送挽联：“武汉雄踞天下之中，歼敌太空，百万军民仰战绩；滂沱挥同胞之血泪，丧我良士，九霄风云招英魂。”而且夫妇均含泪盈眶。
第二步是夫妻分别具名。如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４日，吴佩孚在北平去世，６日，蒋向北平吴家属致唁电慰问。８日，宋美龄又电唁吴家属：“闻子玉先生以微疾竟尔长逝，仰怀劲节，举国同悲，夫人悼痛逾恒，更可想见。唯子玉先生以一身任民族正气之重，音尘虽隔人天，高风自垂千古。尚望夫人勉抑哀思，用慰九泉。谨电致唁，不尽依弛，蒋宋美龄叩，鱼。”
第三步是取代蒋，独立致送诔词。１９４１年４月２４日，谢晋元在上海殉国。２７日，宋美龄电唁家属：“上海谢故团长夫人鉴：谢团长在沪殉国，英名足垂千古，唯念中道捐躯，遗孤失怙，夫人悲怆，更可想念。尚望勉抑哀忧，抚孤继志。谨代表本会同人，专电驰唁。中国妇女慰劳总会主任委员蒋宋美龄感。”
至此，宋经常代蒋致送诔词，宣慰家属。又俨然如政治领袖一般，题词也经常出现在《中央日报》二版上（当时习惯，一版是广告），还作讲演，发指示。
可是，也有人对她十分不满，李宗仁即是。李因台儿庄大捷，获得“青天白日”勋章，很看重，并特意拍照一张佩戴勋章的纪念照，赠送他人。有一次与何应钦一同去见蒋，等了许久，蒋才着便装挽着宋款款而出，何用脚碰碰李，李看到宋佩着大绶带和“青天白日”勋章，浑身珠光宝气的，立刻就觉得自己的那枚勋章一钱不值。回来后李大发牢骚：我们南征北战，拼将老命，不过才得到一个牌牌子，这个臭女人凭什么也戴着它？
责任编辑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