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未能定罪的“四人帮”长沙告状事件
作者：王文正 沈国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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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王洪文预审组中的王洪文被作为必须打断的第一条“腿”。因为此人资历最浅，没有多少政治资本，完全是靠打砸抢起家的，比较容易突破。但是，王洪文一开始也是避重就轻，于是预审时从政策攻心入手，又出示可靠的人证物证，使其真正地看到“四人帮”的确已土崩瓦解，逐步认罪，并开始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问题。
这时，法庭追问王洪文：“你去长沙诬告邓小平的目的是什么？”
答：“实际上是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接着，法庭宣读王洪文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８日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
主席：
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和其他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虽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了，矛盾已经表面化。如：十七日晚政治局会议上就关于交通部问题引起了争论，我们几个同志分析，表面是交通部问题，实质是与目前筹备人大问题有关，但跟交通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直接有关的，问题相当复杂，对于这些问题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说不清楚。
来时由我一人先来，以免惊动别人，如主席同意我来，最好能争取在主席接待外宾之前，是否妥当，我们听候主席指示，随时待命。
王洪文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８日上午７时
附江青同志的三份材料，请主席参阅。
（此信毛主席圈阅了）
王洪文听完法庭的宣读，承认这信是他写的。
法庭宣读张玉凤在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８日的证词：“１９７４年１０月，毛主席在长沙养病期间……１０月１７（８）日下午２时左右，毛主席在住地会客厅见了王洪文，我也在场。”张玉凤的证词中详细地说明了王洪文汇报的内容，还说（王洪文说他这次是）“冒着危险来的。接着，王洪文又取出几份文件，问主席看过交通部发的有关‘风庆轮’在试航中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文件？主席说没有”；“王洪文还说，在政治局会议上为这件事情，江青同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并把江青和小平同志当时讲的一些话重复了一遍。王还说，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那一套。他还说邓小平这么大的情绪是同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张玉凤在这里揭露了王洪文在毛泽东主席那里告周恩来总理在医院还找人谈话到深夜的情况，并说王洪文讲“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还在主席面前对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分别作了一番吹捧，他说姚文元怎么爱读书……张春桥善于分析问题，工作有能力。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谈话结束时，主席让王洪文在这住几天，出去跑跑看看。王洪文说今天他还要回北京，他们几个人还等他传达主席的意见呢。主席说：‘那好，你回去要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讯问王洪文：“对毛主席的指示，你执行了没有，是怎么执行的？”
答：“实际上我没有脱离关系，回来后还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由此可见，毛泽东已觉察到“四人帮”、特别是江青的问题，并对王洪文提过忠告；但王洪文对于毛泽东的指示阳奉阴违，致使自己在反党反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终于成了历史的罪人。
姚文元抵赖为“长沙告状”定调子
王洪文退庭后，姚文元被传到法庭。
审判员张敏问姚文元：“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毛泽东主席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
答：“具体时间记不起来，但是，在钓鱼台几个人议论之前，我知道的。”
对于同样的一件事情，姚文元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
问：“１０月１７日，江青在政治局会上借‘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副主席发难是不是事实？”
答：“是。关于‘风庆轮’问题，邓小平副主席严肃地抵制江青。邓小平副主席提出来调查一下，把情况弄清楚是应该的。
“我攻击邓小平副主席，主要是根据邓小平副主席在会上讲‘老是这样子不好合作’，批评江青的态度。我就把过去毛主席说过‘路线对好合作，路线错难合作’的话，和邓小平副主席抵制联系起来，攻击邓小平路线上有问题。江青说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要辩论清楚，主张向毛主席反映。王洪文主要是攻击邓小平副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有问题，说过民主革命的时候能打仗，社会主义革命时候不一定能打仗。张春桥主要对经济工作进行攻击。江青主张让王洪文到长沙去，我主张由毛主席的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去，可以比较客观地反映情况。”
在这里，姚文元说了很多话，可是仔细分析一下，这些问题大都是别人的，他自己连一点责任都没有，同时他还与另外３人有过不同意见，而且他的这个意见还是比较“客观”的。
问：“王洪文去长沙诬告了邓小平，你为什么叫王海容、唐闻生再去长沙？”
答：“王洪文去长沙，只有他和江青知道，这是我听传达时候说的。关于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对我自己来说，当时思想上对邓小平副主席有意见，但是我没有提出过关于他不担任第一副总理这一类的问题。所以到长沙告状是向毛主席反映了对邓小平的意见，实际上想影响毛主席已经作出的决定。但是我听王洪文回来传达，没有提这方面的事情。”
姚这样回答法庭的提问似乎他一点责任都没有，那些错误都是别人的。而对于邓小平只是有意见，难道连一点意见都不让人有吗？这也太不公道了吧？至于关键的问题，是否让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之事，他则说是自己从来都没有提出过。他所参加商量的让王洪文去长沙告状之事，前面他说是曾提出让另外两个人去，以体现其“客观”性，这里又说是“听王洪文回来传达才知道这方面的事情”。
一个善于狡辩的文痞形象，在这时暴露无遗。
对于姚文元的狡辩，公诉人给予了有力的驳斥。
公诉人发言：“‘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策划去长沙告状的目的是为了篡党篡国。当时周恩来总理病重住在医院里，毛泽东主席在长沙疗养。１０月４日，毛泽东主席提名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当时正值筹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之际，周恩来总理过问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和人选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把周总理，以及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看成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因此密谋策划‘长沙告状’，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步骤。姚文元却把这次反革命诬陷活动辩解为错误行为。事实上，姚文元在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２日，就把上海解放日报社党委办公室编造的‘发生在风庆轮航途中的尖锐斗争’材料批交新华社刊登《国内动态清样副本》。江青在这个材料上作了很多旁批，诬陷‘风庆轮’的副政委李国堂是阶级异己分子。”
公诉人举出了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与江青的斗争，以及事后“四人帮”在钓鱼台１７号楼进行秘密策划“长沙告状”的情况。
接着，公诉人问姚文元：“江青是政治局委员，随意召集一个党中央副主席、一个党中央的政治局常委和你这个政治局委员到钓鱼台１７号楼开会，你回答，这是不是正常的？”
姚文元答：“我认为江青找几个人去议论，这不是正常的。”
姚文元在法庭上为自己狡辩，公诉人明明问的是江青召集他们“开会”，可到他回答时就偷换了概念，成了去“议论”。“议论”是不正常的，难道开会就是正常的吗？再有，本来应该回答“是不正常的”，可姚文元却偏要回答成“不是正常的”，在文字上转去转来地绕，使同一个问题容易产生很多歧义。一句话，他给自己埋下了两颗随时都可能翻供的“定时炸弹”。姚文元就是这样挖空心思地为自己的辩护。审判员：“姚文元，你伙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密谋策划诬告邓小平，是否说过北京‘大有庐山会议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