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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定罪的“四人帮”长沙告状事件
作者：王文正 沈国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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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８日，王洪文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通过空军司令员马宁调派的飞机，当天上午直飞长沙，当天晚上又神秘地飞回北京……特别法庭１９８０年１１月对“四人帮”审判时就此事进行了调查。当时曾将此作为一发射向“四人帮”的重磅炮弹、审判“四人帮”的突破口，以打开局面。但是，最后并未达此目的，事实上这是一次“失误”。现在，这件事情已经过去２０多年，审判时属于保密的许多事情，也都逐渐地解密了。
“风庆轮事件”在政治局引起了一场风波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７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邓小平与江青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事情是从“风庆轮”事件开始的。
“风庆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一艘１．３万吨的远洋货轮。１９７３年１２月，这艘货轮轻载试航，柴油主机１号汽缸磨损八丝。接船单位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认为磨损过大，要求调换汽缸后再重载试航，接、交双方未达成协议。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２日，马天水、黄涛策划了一个接、交双方联合批判“崇洋媚外”大会，点名攻击交通部，影射攻击中央有关领导。４月，国务院批准“风庆轮”远航，并派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部顾文广随船协助工作。黄涛却指使有关人员密切注意李、顾二人的行动。七八月，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先后接见朱永嘉、黄涛，并说：“‘风庆轮’已过了好望角，即使沉了也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回来后要好好地写一点东西。”
“风庆轮”返航回来，朱永嘉按照姚文元的旨意，同顾澄海、陈冀德等人登船召开座谈会，写了《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里》的文章。姚文元亲笔加了“‘风庆轮’远航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并在《红旗》杂志１９７４年１１期加编者按刊登。之后，朱永嘉又要《文汇报》、《解放日报》继续发表文章，影射诬蔑中央有关领导。
姚文元还将原“风庆轮”政委指使人诬蔑李国堂、顾文广的大字报在新华社《国内动态》刊出。１０月１４日，江青在这份《国内动态》上批示：“我们的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我们的国务院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买办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李国堂是个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态度。”江青乱批了后，王洪文接着又批了：“将李国堂留在上海发动群众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张春桥接着又批了：“李国堂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姚文元也不甘落后，挥笔批了：“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在这些“批示”中，王、张、姚均批了“完全同意江青的意见”，以此逼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表态。黄涛由京回沪后，伙同马天水、王秀珍以及“四人帮”在上海的骨干分子进一步策划对李国堂、顾文广的政治迫害。马天水说：“不批透不准回北京。”王秀珍诬蔑李国堂、顾文广是“上面派来的特务”；黄涛说：“打在李国堂的身上，痛在他们（指中央有关领导）心上。”他们并将陷害捏造的材料送交“四人帮”。
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风庆轮”，发生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那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时，江青把有关“风庆轮”的问题又提了出来。江青问主持工作的邓小平：“你是支持还是反对，要表示一个态度。”邓小平说：“你批的材料，我已经圈阅了，还是要调查了解一下再说。”江青听后就蛮不讲理地说：“你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邓小平当即批驳江青：“你江青做的事不要强加于人，非要跟你后面批东西才行吗？”
会议为此争吵起来，闹得无法再开下去了。邓小平站起来，愤然地离开了会场。
江青这时对其他的政治局委员说：“你们看看，邓小平表现得多么猖狂，今后还要斗下去。”张春桥看着邓小平的背影说：“邓小平果然又跳出来了。”事后，王洪文对黄涛说：“‘风庆轮’事（件），在政治局引起了一场风波，吵了一场，弄得个不欢而散。这也没什么，反正对那些假洋鬼子就得狠批。”
可以说，猖狂的“四人帮”终于遇到了邓小平这个强硬的对手。
散会后，江青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钓鱼台１７号楼碰头，商量对于如此强硬的邓小平应该怎么办。江青说：“我们对邓小平的问题绝不能置之不理，如此下去怎么得了，毛主席在长沙，得向他反映。”王洪文说：“我亲自去长沙一趟，把我们的看法向毛主席汇报。”１０月１８日，王洪文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通过空军司令员马宁调派的飞机，当天上午直飞长沙，当天晚上又神秘地飞回北京。这时间王洪文和他的同党们究竟干了些什么？他们的政治目的又是什么呢？
王洪文供述密飞长沙“告状”内情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４日，特别法庭对“长沙告状”问题进行了法庭调查，王洪文等人的所作所为浮出水面。
审判长曾汉周问王洪文：“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由毛泽东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王洪文答：“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４日，由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打电话告诉我的，我还作了记录。”
法庭出示和宣读王洪文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４日亲笔记录的张玉凤传达毛泽东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电话记录：
张玉凤同志来电：
首长说，政府工作报告有三千字就够了。副总理要多几个，第一副由谁来当？（邓）
问：“刚才的电话记录是不是你当时记的？你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先告诉了谁？”
答：“我接到张玉凤传达毛主席的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当天晚上就告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事后记不清是隔了几天，才告诉政治局和周总理。”
问：“你去长沙，事先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和谁一起密谋的？”
答：“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７日晚上，在钓鱼台１７号楼，江青召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问：“你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还说了些什么？”
答：“除诬告邓小平外，还说过（周恩来）总理虽然有病，住在医院里，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但我需要说清，这个话主要是江青的话。”
问：“你是不是还对毛泽东主席说过‘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这样的话？”
答：“说过。但这句话是姚文元的话。”
接着，王洪文就讲了姚文元讲这句话的具体地点，并且承认，自己同意和相信姚文元的话。
问：“你为什么１８日上午去长沙，当天晚上就回来了？”
答：“因为我去的时候没有报告政治局，也没有报告总理。”
问：“你去长沙回到北京以后，向哪些人讲了去长沙的情况？”
答：“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有唐闻生和王海容。”
实事求是地讲，此时的王洪文在法庭上的认罪态度与其他几个比较起来还是比较好的，这主要还是得力于党中央对“四人帮”的分析和指示，得力于在预审中的正确决策的实施。
一开始，“四人帮”的态度都是很顽固的，预审的同志们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认真研究策略，将两案所涉及的人员分成三类：：一类是看到形势的大局已定，对自己的罪恶交代比较好的，如王洪文、陈伯达；二类是还存在着某种幻想，在预审期间只认错不认罪的，如姚文元；三类是妄图负隅顽抗的，如江青、张春桥。根据这种情况，叶剑英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四个人中，先从王洪文打开突破口。于是，预审中决定各个击破，分化瓦解，在四条腿中先断其一条或两条，使其失去“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