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未能定罪的“四人帮”长沙告状事件

作者:王文正 沈国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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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答:“我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不是说‘北京有庐山会议气息’,是说‘现在有一些庐山会议气息’。我的日记上有这样的话,我承认过,而且检查了自己的严重错误。”
  姚文元将这次说话的地点进行了转换,不是在钓鱼台江青主持的阴谋策划诬陷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的时候,而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他明白,时空不同,环境不同,同样的话其定罪的时候自然也就会不同。接着,他在“庐山会议气息”前面加上了“一些”,把这件事情想方设法地“淡化”。同时,他还将自己的罪行给淡化成了“严重错误”,并且已经是“检查”过了的。姚文元意思很明白,我已经“检查过了”,你们法庭还来问这个事情做什么呢?一个“严重错误”,你们怎么能定成罪行呢?只认错,不认罪,这就是姚文元狡猾的伎俩。
  对于妄图耍赖的姚文元,法庭当场给予了揭露,当庭宣读了几份证言。
  第一份为张玉凤1980年7月18日的证言:“……王洪文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我是冒着风险来的……”
  第二份为王洪文1980年9月23日的供词:“回到钓鱼台,江青把我们几个找到17号楼,议论这件事,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有不同观点,不支持新生事物。张春桥说:‘我估计最近会发生些事情,果然发生了’。姚文元说:‘大有庐山会议的气息’。我想是不是要报告主席,我提了一下,他们都同意了。”
  第三份为姚文元自己记于1974年10月18日的日记:“斗争形势急剧地变化了!……已有庐山会议的气息!形势如何发展,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宣读完后,姚文元想赖也赖不掉,便转弯抹角地仍说成是“错误”:“我作了错误的判断,‘有庐山会议的气息’,这个话当然是完全错误的。”
  公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姚文元所犯的罪行:“姚文元把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抵制江青发难,把周恩来总理重病住院里操劳党和国家大事,找领导人商谈工作都诬陷为‘已有庐山会议气息’。按照姚文元的解释,‘庐山会议气息’就是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林彪抢班夺权。王洪文到长沙毛主席那里去告状,就是按照姚文元定的调子进行诬陷的。这次反革命诬陷活动,江青是组织策划,张春桥是煽动,姚文元是定调子,王洪文冲锋当打手。姚文元无法推卸自己应负的罪责。”
  在无法抵赖的情况下,姚文元说:“我承担自己参加了这一次江青的会议,议论攻击了邓小平副主席和其他问题的责任。但是确实没有诬陷周总理的问题,我不能承担责任。王洪文从长沙回来传达的时候,是要总理解决问题,后来我就说,坚决照毛主席批示办。”姚文元在无法抵赖的情况下,一方面承认诬陷了邓小平,一方面又不承认同时诬陷了周恩来。狡猾而可耻的姚文元啊!
  
  法庭上江青一问三不知,张春桥一言不发
  
  1980年11月26日,第一审判庭审问江青。江青与前面被审问的王洪文、姚文元的态度完全不同。
  审判长曾汉周:“被告人江青,1974年10月17日夜,是不是你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召集到钓鱼台17号楼去的?”
  江青:“不知道。”
  问:“你说了些什么?张春桥说了些什么?姚文元说了些什么?王洪文说了些什么?”
  答:“不记得。”
  问:“王洪文去长沙是不是你们4个人共同密谋的?”
  答:“不记得。”
  问:“你为什么要王洪文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
  答:“不知道。”
  江青这次又改换了一种新的战术,她坐在被告席上,头微微地向一边斜着,不再大吵大闹,而是一问三不知。这实际上是对法庭的一种对抗。
  为了打下江青的气焰,法庭出示、宣读了有关证据,并传王洪文当庭作证。王洪文在陈述了事实经过,并回答法庭提问之后说:“去长沙这件事,召集人是江青。……江青说,你要早点去,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主要怕邓小平陪外宾去长沙,先把问题真相向毛泽东主席讲清楚。……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又通知王海容、唐闻生来参加。”当法庭问到是谁叫王海容、唐闻生再去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诬告邓小平等人,并追问其目的时,王洪文答:“(王海容、唐闻生去长沙)是江青提出来的。实际上是阻挠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王洪文还说,“……政治局开会之后,江青把我留下对我讲,她去看了总理,她向总理提出关于四届人大人选问题,主要讲了总参谋长的人选问题,总理表态支持她。她就向我声明,说‘我保留我提名的观点’,并且还说总理在医院里经常找人谈话……”
  江青坐在那里,不时侧过头去看了看王洪文这个昔日的“小兄弟”,又把头转了回去。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位“小兄弟”今天竟在大庭广众之下,毫不留情地揭露自己的丑恶行为,一张脸都气得发白。
  法庭传王洪文当面对证,给江青的顽固气焰以有力的回击,她不再像开始一样地对抗,而是处于了暂时的沉默。法庭又宣读了姚文元和张玉凤1980年7月18日的证词。
  张玉凤:“……1974年12月24日,周总理同王洪文、王海容、唐闻生一起来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及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的人选问题。……对总参谋长的人选,主席特别提出由小平同志担任好,他能打仗。”
  笔者在秦城监狱参加预审时,通过有关材料已经知道,在此之前,政治局讨论总参谋长人选时,周恩来总理提出由邓小平同志担任,江青则提出由陈锡联担任,当时双方就有分歧。
  为了进一步查清事实,法庭通知王海容、唐闻生先后出庭作证。
  王海容说:“1974年10月18日,江青把我和唐闻生同志找到钓鱼台10号楼,江青说,主席不久将在外地会见外宾,我们两人也要去参加有关工作,所以找我们来谈一件重要事情,并且要我们报告主席。”王海容接着谈了江青如何对她讲在政治局会议上与邓小平争吵、周恩来如何在医院与叶帅等串联的情况,并说:“她(江青)说,小平同志和总理、叶帅都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20日,毛泽东主席在长沙会见了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唐闻生担任译员,王海容任记录。接见结束后,二人将与周恩来总理谈的情况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
  王海容说:“主席听后很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李)先念、(纪)登奎同志已经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主席指示我们回北京后转告总理和王洪文说,因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主席建议,邓小平同志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席对小平同志针锋相对地顶江青表示十分赞扬。主席指示我们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跟江青后面批东西。主席的指示我们都照办了。”
  王海容在法庭上的证词,使坐在一旁的江青恼羞成怒,气得直喘气。可是她又不便发作,就把脸转过去,装着根本不看王海容的样子,实际上她将助听器一直都塞在耳朵里,说明她仍然是在仔细听的。
  唐闻生的证词跟王海容一致。
  检察员江文发言揭露江青在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问题发难,挑起事端,把矛头对准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以及国务院其他领导人,阻挠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从而为江青他们篡党夺权创造条件,这就是长沙告状的起因、背景和目的。
  江青此时已垂头丧气,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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