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九一三”事件中林彪专机机组人员的走与留
作者：康庭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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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机场调度室成了追寻三叉戟256行踪的指挥中心。调度塔楼位于停机坪东北方向约30米的地方，塔高20多米，站在这里可以对平坦空旷的机场全貌一览无余。可是，因为是在午夜，外面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当我们跑到塔楼跟前时，看到8341部队林彪警卫团的指战员们已经将调度室团团围住。他们个个荷枪实弹，严阵以待，在昏暗的夜色里，也能看出他们临战时的严肃表情。调度室的塔楼里同样充满了指挥战斗的气氛。标图员头戴耳机手拿画笔俯在标图桌上头也不抬地勾画着；海军场站的领导持话筒不停地呼叫256飞机的代号；林彪警卫团的领导急于接通北京的电话，他们要向中央保卫局汇报北戴河发生的紧急事变。在塔楼的顶层，形成了由陆、海、空三兵种组成的临时指挥部，一个特殊的指挥部。
然而，时间一秒一分地过去了，音箱里连一点杂音都没有。机组和在场所有的人，多么盼望能听到潘景寅的声音，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字、甚至按一下驾驶杆上的发话按扭，音箱里总可以听到一点动静。寂静中，似乎每个人都能听到自己心脏在激烈地跳动。
此刻，空军各级指挥部门都已闻风而动，专机师指挥所的人们在紧张地忙碌着，人民大会堂、党中央、周恩来总理也处在紧张的指挥之中。山海关机场小小调度室紧紧连着三军总部，也牵动着共和国的中枢神经。
未能飞走的机组人员5双眼睛紧盯着雷达标图员手中的画笔，焦急地观察着飞机飞行动向。海军雷达标图员头戴耳机手握红色画笔，整个上身俯在圆形的标图桌上，标图桌玻璃版的下面就是小比例的、以山海关机场为中心的雷达监控地图。
电台联系不上，也只有从雷达的屏幕上得到256飞机的信息。标图员将雷达传过来的高度、方位、飞行速度等数据，标在紧贴地图的玻璃版上，红色的画笔终于在地图上画出一条很不规则的弧形轨迹。我们迫切要得知这一轨迹的去向，然而标图员紧握画笔的手不动了，他的身体慢慢站直，并从头上去掉耳机，很镇静也很职业地说：“雷达员报告，256飞机的信号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此时，离起飞14分钟。
标图没有了，可我的视线仍然停留在圆桌上，两只眼睛呆滞地在那里发愣，刚才标图员画出的转弯轨迹，像一条僵死的蚯蚓一动不动地爬卧在那里，十几分钟之前所发生的一切，似乎都聚焦在这条不规则的飞行轨迹上面，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已经无法继续获得三叉戟256飞机信息，大家从塔楼上下来，直奔招待所调度室主任的房间，在那里可以了解到飞机起飞之前的发生的事情。这里又成了没有人专门组织的陆海空三军都有的临时会议室。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不同单位的人怀着共同的心情谈论着刚才发生的突然事变。
突然，门外冲进一位陆军军官，只见他在房间的中央成半蹲的姿势，手拿着几支“五九式”小手枪，用很熟练的动作退出已经压在枪膛里边的子弹。这些手枪就是从程洪珍等3人身上搜出来的。原来我们跑向机场的时候，程洪珍就站在宿舍的门口，两支子弹上膛的手枪已经插在腰间。
陆军从山海关机场撤离之后，又恢复了宁静，然而机组人员的心情却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我们5个人不约而同来到机械师们的房间，面对3张空床，人去屋空，内心有着说不出的滋味，满脑子的困惑。有两床被子是经过简单整理胡乱叠起来的，有一床被子没有整理，伸手一摸余温尚在。当时离机械师起床还不足50分钟。9月份，秋季沿海的后半夜凉气逼人，身穿夏季布工作服的我，望着窗外空旷漆黑夜空，面对人去屋空的景况，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
主管机械师李平，35岁，个子不高，身体粗壮，行动敏捷，性格豁达开朗，曾维护许多机种，技术精湛，是三叉戟飞机中不多的空勤机械师之一。他满腔的工作热情，使人总觉得在他身上有一种用不完的劲。李平的家在天津，还没有条件把家安置在北京，好在天津离北京不远，大的节假日如果没有专机任务，就可以乘火车回家看看。他的第三个孩子刚出生不久。
机械师张延奎，26岁，是维护飞机的一把好手，性格沉稳，寡言少语，对他来说，平时默默无闻地埋头工作也许更能代替有声的语言，他与机械师李平密切配合，出色地完成许多重要专机任务。他刚结婚不久，爱人就在北京市内工作，已经有孕在身，繁忙的专机任务使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二人世界的甜蜜生活。
特设师邰起良，36岁，老家东北长春人。身材高挑，精明强干，毕业于长春空军地勤学校，在维护飞机的各种特殊设备方面，属科班出身，不但动手能力强，有着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而且理论造诣也很深。三叉戟飞机特种设备复杂，专机任务非他莫属。他有两个女儿，爱人身体不好，患有慢性病。
潘景寅，42岁，出生在河北省丰润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母亲去世早，是姑妈将他带大的。17岁的时候，解放军四野的部队从村里经过，他扔下为地主放牛的鞭子跟部队走了，后来被选拔为空军航校第七期飞行学员。他执行过很多重要专机任务，人所共知的武汉“七二○”事件中，就是他驾驶伊尔－18飞机将毛泽东主席从武汉送到上海的。在改装三叉戟飞机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又用伊尔－18飞机执行了宋庆龄专机的任务。
“他们飞到哪里去了？”大家都在想着同一个问题。每个人都不止一次地看手表，时间1秒1分、5分、10分、半个小时、1个小时过去了。大家很少说话，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无声的语言只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油量”。这两个字谁都没说出来，飞机上的油料给它的飞行时间却只有两个小时，也就是说，飞机在13日凌晨3点以前必须降落。这就是机组5个人守在3位机械师住过的房间不停地看表的原因。
机组人员的走留是如何安排的
机组人员的走留，是个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开的谜。
有一点可以肯定，机组9人有走有留，是机长潘景寅直接造成的。问题是，是潘景寅自己主动安排的，还是有人授意他这样做的呢？从各种迹象分析，潘景寅是在别人的授意之后主动安排的，向他授意的人就是林立果。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潘景寅自己怎么也不可能想到，是自己为自己安排了一条通往死亡的路。
“九一三”事件时的山海关之夜，表面上看，专机任务的活动似乎在正常进行，可背地里一切全变了。在离山海关机场不远的北戴河林彪住处，正在酝酿着一个特大的阴谋，形势瞬息万变。
我于9月7日用三叉戟252飞机将林立衡送到北戴河，12日晚当她看到其弟林立果后，马上意识到有飞机已到山海关。在此关键的时刻，她将林彪要动的信息通过林彪警卫团的领导及时报告了中央，周恩来总理打电话给叶群，追查三叉戟飞机已到山海关的事情。林彪等人意识到阴谋败露，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不成，于是，破釜沉舟，北逃叛国。
林立果等人一旦决定北逃，最担心的就是飞机的准备情况及9个人的机组。如果按原计划飞往广州，因为是国内飞行，仍可以用“重要专机”的招牌欺骗下去，但是改为北逃后，再用“林副统帅”的光环继续蒙骗下去是不可能了。做贼者心虚。林立果、刘沛丰在空军多年，他们深知飞行员们的政治敏感性，一旦飞机升空，那航向会一下子将他们的叛逃的面目彻底暴露，到那时，面对9个人的机组，在空中他们是没有把握控制局面的。所以，他们通过电话通知在山海关机场的潘景寅：马上把飞机准备好，机组人员越少越好。
当晚，潘景寅除了开机组会之外，基本上就呆在调度室主任的房间，除了接听电话外，就和同机到山海关的程洪珍聊天。调度室主任的桌子上放了3部电话机，其中一部是红色的，一部是山海关机场内部的，按规定，红机电话是直接与重要人物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