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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中林彪专机机组人员的走与留
作者：康庭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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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九一三”事件略知一二的人们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林彪座机三叉戟256号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的时候，机组9名人员只有4个人在飞机上，还有5名机组人员没有登机。在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中，机组人员出现有死有活的局面同样令人吃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同样是关心这一历史事件的人想弄清楚的问题。
山海关机场的“飞行后”
1971年9月12日（星期日）晚7点40分，林立果等5人登上林彪座机三叉戟256号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起飞，于当晚8点20分降落在距离北戴河40公里的山海关机场，准备执行当时在北戴河休养的林彪的专机任务。林立果、刘沛丰当即乘车离开机场，而后机组人员按专机任务规定，对飞机进行全面检查，这一工作飞行员们通常叫“飞行后”。虽然，256飞机从北京起飞到山海关落地只用了35分钟的时间，飞行中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也要按专机任务的规定对飞机进行认真检查，大家都知道，三叉戟飞机是首次执行林彪的任务。
担任这次重要专机任务的机组人员共有9名。按机组业务岗位的划分，机长由专机部队副政委潘景寅担任，一团副参谋长陈联炳为第一副驾驶员，团通讯副主任老陈担任机组通讯员，三大队领航副主任老李担任机组领航员，机务副中队长李平担任主管机械师，机械师张延奎担任机械员，邰起良为特设师，随机空中服务员小魏，我担任机组第二副驾驶员。我当时的行政职务是三大队8中队中队长。256机组中从飞行、领航、通讯到机械各个业务岗位，都是三叉戟飞机的技术权威，在当时空军中已不可能再组成第二个同样水平的机组。
飞机发动机部分是机械师们检查的重点。空中服务员小魏留在飞机上整理客舱的清洁卫生。我在飞机后面左侧发动机处帮机械师张延奎往发动机中加添润滑油。
此刻，我看到机长潘景寅走到李平跟前，对李平说：“将飞机的油量加到17吨！”
“加17吨油！明天飞往何处？”我没等李平回答，抢在前面向机长提出反问。自北京我听到加16吨油开始，多加油的事情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好奇心使我很想知道飞机的去向。油量的多少，直接关系着航线的长短，因为我一直认为林彪像往年一样，国庆节前要回到北京参加庆典的。
“等一会儿咱们到飞机上研究一下航线。”机长所答非所问。少顷，机组除机械师、服务员外的人员，都在飞机上利用机上的灯光研究航线。
所谓“研究航线”，是机组中领航、通讯、驾驶3个主要岗位在一起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航线研究，解决飞机从甲地飞往乙地全过程中的一切技术问题。
当李平把油车叫到机场，并按照规定对车内的燃油进行留样封存后准备加油时，才发现山海关油车加油导管与三叉戟飞机的压力加油接头不配套，正常加油不能进行。当李平向机长报告这一情况时，潘景寅沉思片刻后说：
“那就不要加了，等明天早上再说吧。”
机长的这个决定说明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其一，在他的心里有一个按专机任务要求的时间安排，按照这个时间要求，最起码是在第二天起飞；其二，潘不知道当天晚上紧急起飞，也就是说，潘不知道林彪等人的行动计划，否则，他无论如何也要把油加进飞机中去，而且不止17吨，会将油加满到21吨。虽然正常加油的方法不行，使用别的方法却很简单，只要爬到机翼的上边，打开油箱上盖，用油车导管直接加入即可。
按规定专机过夜停放时，必须交当地警卫部门看管，机械师李平围绕飞机再次对过夜停放应做的工作检查无误后，准备移交给山海关机场场站的保卫部门。
山海关机场是属于海军航空兵驻军基地，飞行部队及飞机已经不在了，只留下负责机场警卫、通讯调度、后勤保障等场站工作人员。当晚256号飞机落地后的一切工作，几乎都是同山海关机场海军的同志们打交道的。因为是重要专机，当晚担任飞机警卫任务的都是海军排以上的干部。山海关场站为此还特意在停机坪的边上临时加装一部场内电话分机。
飞机交接完毕，当机组人员陆续步入食堂的时候，我看到从北京同机到达山海关的程洪珍与两位女兵也在食堂用餐。程洪珍身边放着一个特别精制的手提皮箱，两位女兵左肩斜背着刚才从飞机上拿下来的军用挎包。因为互不认识，谁也没有打招呼就分别坐在两张桌子上开始就餐。只是从机组进入食堂之后，那两位女兵不时向机组这边送来警惕的目光。程洪珍不足30岁，中等身材，着空军服装，面庞白净，外表看去像个知识分子，据说是林立果身边的一位英文翻译。两位女兵在18到20岁，身材高挑，眉清目秀，身上那套空军军装显得有些肥大。两位姑娘一点也没有女孩子扎堆儿时说笑打闹的活跃样子，她们的出现说明没有同林立果、刘沛丰一起到北戴河林彪的住处。
吃完饭，大家回到招待所各自按照分配好的房间休息。潘景寅是师一级的干部，被安排在单独的高干房间里，服务员小魏同两个女兵安排在同一间客房里，剩下的7个人被安排在另一栋基本连在一起的平房里。这栋平房呈东西走向，最东边的一间是专机师调度室主任老李常住的房间，第二间住的是程洪珍，从第三间开始由机组分配。我就按照机组人员的特点，结合平时住宿的习惯分配了住房。机组的3位机务人员在第三间，我与领航员住第四间，第五间是团司令部的两位老陈。
机组成员各就各位。大家从下午6点一直忙到晚上10点，也有点累了。此时，我站在门口问隔壁的副驾驶员陈联炳：
“现在休息如何？”
“潘不来，咱就睡。”
其实，我知道按任务规定程序，我们还有一个机组会没有开。我想，当天只飞行了短短的几十分钟，没有什么要说的，机组讲评会不开也罢。
过了几分钟，潘景寅来到平房，要开机组会。于是，大家很快聚集在3个机械师的房间，屋里3张床坐9个人显得满满的。开始，潘景寅把北京到山海关一段飞行情况作了简要的讲评。接着说：“现在两条路线斗争很复杂，要解决跟人的问题。”潘说的“两条路线斗争”是指当时在空军部分单位中纷纷传扬的“吴反林”，即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等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的流言。
关于第二天的飞行，潘说：“明天的航线到什么地方还不知道，我们听空军胡副参谋长的指挥就行了。”机组最关心的就是飞向哪里，只有知道了航线才能对天气、地形、备降场等做到心中有数。现在还不知道航线，那么明天飞行时航线沿途的地面保障怎么办？对此，潘回答：“关于航线保证，空军司令部航行局会及时安排的。”
机组会上，机械师李平汇报了飞行后检查飞机状况良好及飞机上还有12吨半油料的情况，服务员小魏主动检讨在北京起飞时没有固定好茶具打坏了几只杯子的事情。
关于第二天的时间安排，潘景寅说：“明天6点起床，6点半吃饭，然后早些到机场准备飞机。现在时间不早了，抓紧休息。”我看一看手表，时间指在22点40分。
隔壁的3位机械师，因比较疲劳，很快就关门睡觉了。
初秋的海边，夜深风凉，我就睡在靠近窗户的床上，窗口和门是紧靠在一起的，窗口离机械师们的房间不到1米远。我将开着的窗户关上并拉上窗帘。也许就是这个下意识的极其普通的动作，把我们同机械师分到了两个世界里，仅一墙之隔，竟没有听到机械师们起床时的任何一点动静。
入睡之前，我还问同屋的领航员老李：“你们不是在飞机上研究航线了吗？”
“只是估计了几条航线，有重庆、大连、广州等，没有说准到什么地方去。反正我的领航记录纸都已经备份好了。”领航记录纸上面可以提前填写好所飞航线的基本数据，实际情况要在空中才能填写，领航记录纸可以提前准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