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哀莫大于心不死”的胡风
作者：许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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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垅、吕荧的结局，如你所说是很悲惨的，但是从精神的层面上讲，应该说是很高贵的，真正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他们从肉体上、精神上都受了不少的罪，如阿垅在监狱里是很难受的，除了忍受疾病的疼痛外，还有许多精神上的痛苦和苦恼，他自己对党忠心耿耿，就怀疑怎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他最后的遗言实际上还是为了党好。
许：从对知识分子整肃的步骤看，两年后发生的“反右”运动可谓胡风事件自然的延续，只不过涉及的面更广而已。在“反右”运动中，一些高校的学生公开发表了对胡风事件的不同声音，林希翎就给我提供过这方面的不少材料。
张：这些学生在“反右”运动中为胡风说话，是主动撞进枪口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为胡风辩护的“右派言论”最具代表性。她说：“胡风如果是反革命，那为什么他把自己的纲领提给党中央呢？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不管他的纲领正确与否，是不能采取镇压的手段的。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现在看来加给他反革命罪名的根据是很荒谬的。”“总之，从三批材料看，不能说明胡风是反革命。”“说他们通信秘密，哪个人通信不是秘密的呢？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难怪有人说共产党六亲不认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图推翻政权的才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风显然不是这样的。”她很快被定为“极右分子”，罪名之一就是“为胡风鸣冤叫屈”，成了现今活着的唯一一位没有被“改正”的大右派。北大物理系学生刘奇弟则贴了一张题为《为胡风招幡》的大字报，说：“反胡风运动已过三年了，胡风及其‘集团’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遭到镇压，今天旧案重翻，我要为胡风说话，更精确地说，我要为真理说话。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这份大字报出来后，曾得到法律系、东语系、中文系一些学生的支持。当时在东北人民大学经济系读书的胡显中，在一篇题为《胡风等人是反革命吗？》的文章中公然提出质疑。结果于1957年11月被宣布为胡风分子、投敌叛国分子、右派分子，被判处无期徒刑。1958年9月，“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编印的《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有一章专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问题”，我在那里面看到了人大、清华、北大、北京钢铁学院、四川大学、同济大学、北京矿业学院等十数位同学的名字和言论。其实，为“胡风问题”被定成右派的学生还有很多。虽然他们对胡风文艺理论的表述不尽准确，对胡风问题的前因后果不大清楚，但对事件的是非曲直却能够独立思考，坚持原则。在那个年代，在党和领袖的威信如日中天的时代，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质疑领袖，向党进言，以真理为重，以宪法为重，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信念啊！
许：的确如此。胡显中先生现在依然保持着独立思考的精神，常常发表一些犀利的文字，我2005年9月份去长春的时候还和他见过面，他说和您也一直有较为频繁的联系。
张：是这样的。
许：“反右”期间，有没有政界、学界的知名人士因同情您父亲而遭到株连的事例？
张：聂绀弩夫妇就是因同情我父亲而遭到株连的，他们在1957年为父亲的问题写了一份材料交上去，认为不该从一些信上的只言片语就认定胡风是反革命，最后不是被打成右派了嘛？他后来也是自身难保，1966年我父亲出狱的时候，他到我家跟我父亲见了一面。父亲去四川前，他还给我父亲送了一个条幅：“武乡涕泪双雄表，杜甫乾坤一腐儒。尔去成都兼两杰，为携三十万言书。”这个条幅现在还在现代文学馆展出。
我不清楚政界有没有知名人士这样做，知识分子中的大右派好像都不敢提胡风事件，都还是有点害怕，要是提这个那不是自己往枪口上撞嘛，那太傻了！反右时期的各种材料，我看了不少。1957年的报纸上还真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他们的政治经验比较丰富，不像大学生那样天真和直率。
许：其实大知识分子以及政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对胡风事件的真相是有怀疑的。
张：应该有存疑的。可这个话题不大好说，不好涉及啊！
许：在您的家庭长期受难的过程中，都有哪些知名人士给予过关照？
张：基本上没有。
许：父母的坎坷经历以及他们直面悲剧的勇气和精神对您有什么影响？
张：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难以回答的。我们兄妹3人做人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正直，尽量做力所能及的事情。80年代后，我们逐渐了解了父亲过去的经历和文学活动，很佩服他能够在三四十年代那样困苦的环境下，编刊物，开展文学活动，培养青年作者，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直保持着对于文学事业的执著和敬业，几乎没有自己的享受。现在我们3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力而为，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重获自由、平反历程和逝世前后
许：胡风冤案铸成的时间并不长，但它的平反却经历了3次，这也是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中的唯一，平反的过程实际上是家属追求希望和备受折磨的过程。
张：1955年5月，父亲被捕，真正判刑是在十年半后的1965年底，也不好判啊！平反过程真正是一波三折。1980年第一次平反文件在征求意见的时候，我们就有看法，马上就反馈上去了，可是有关部门根本没有考虑我们的看法，就于9月发布平反文件了，这份文件就是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后定为中发1980年76号文件），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这样一份迟到的平反文件保留了不少不实之词。它在历数了胡风的“政治历史问题”后又说：“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文件主要是撤消了“反革命集团”这一天大的罪名，从政治上为胡风及其他人平了反，但在其他方面却基本上维持了当年批判的主要观点。同年11月1日，北京市高等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宣布撤消1965年的判决，宣告胡风无罪。平反后，我们没有把这个文件的详细内容告诉父亲，总觉得政治上平反了并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他又有病，为了避免病情加重，还是先不管它，以后由他本人出面申诉会更有利。1980－1984年，我们一直在为他看病，没有顾得上平反的事情。1983年，父亲开始写作，精神比较正常，我们这才给他看1980年的平反文件，他立刻说这个文件不对，得写申诉。但他写了以后，又有顾虑，说没有用，还把申诉材料撕了。1984年，我们只得根据他写的东西，以家属的名义重新写了一个申诉材料，上交中宣部和公安部。在再次查阅了一些档案后，公安部党组同意撤消胡风的几个“政治历史问题”，于1985年5月20日向中央书记处请示，“建议，请中央在适当时候就胡风申诉的几个历史上的问题，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再发一个关于中发1980年76号文件的补充通知。在这之前，我们可以将处理意见，口头传达给胡风的家属”。就在父亲去世的当天上午，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郁文来到病房，口头向我们传达了公安部的这一意见。可悲的是，父亲当时已昏迷，听不到这一好消息了。11月30日，公安部给我们家属的所在单位下达了关于撤消所谓胡风“历史问题”的“85公二字第50号”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