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哀莫大于心不死”的胡风
作者：许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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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株连
许：解读您父亲的文艺思想，我们知道他一直强调反封建的重要性，更多的人是到“文革”结束后才认识到反封建的使命仍然没有完成。许多学者对胡风事件的定位就是建国后第一桩重大的文字狱，其株连之广泛、迫害之酷烈、手段之卑劣，都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对封建时代文字狱比较隔膜的当代中国人来讲，胡风事件正是他们理解文字狱这一历史现象的最切近的样本，许多手法、方式都是有共性的，只不过胡风事件裹上了一层冠冕堂皇的“革命”的外衣罢了。
张：这是不言而喻的。胡风事件前批《武训传》、俞平伯、梁漱溟等，只是因为文字和言论受到批判，都没有到“狱”的程度，我父亲的这个事件是第一桩文字狱，所牵连的人数是前所未有的，并且还不给你辩白的自由，没有你说话的机会，明确告诉你就是要“舆论一律”。从1952年舒芜发表文章开始，到“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的公布，父亲已经没有申辩的权利了，他在几次座谈会上的发言都被别人说成是态度不好。父亲的冤案与封建时代的文字狱的确是有共性的。
许：您父亲自己对这起文字狱有什么评论？
张：他自己没有这么定位过，他处在一心忠于党的这个位置上，就不能说这是一起文字狱，对不对？
许：他在家乡的亲戚受到冲击了吗？
张：我大伯的独子是蕲春中学的高中语文教师，结果蕲春县的所有语文教师都受到了审查，看是否受到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实际上，他20年代就离开家乡，自1937年抗战时才回到家乡，这以后一直没有回去过。
许：您父亲的一些好友及其家属，以及许多被无辜株连的默默无闻者，在那场悲剧的巨大阴影笼罩下，长期蒙受不白之冤，遭受极为痛苦的磨难，会有不少悲剧色彩很浓的例子。
张：的确如此。据1980年7月21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有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到1958年给予停职、劳教、下放劳动处理的62人。”实际数字远不止此。当时有一些人受到审查是莫名其妙的，比如我父亲的日记中写了今天开会遇到了某个人，这个人马上就要受到审查。每一个骨干分子，跟他接近的，受他影响的，又要牵连到好几百人，有些人的结局是很惨的。到1980年第一次平反时，我们才了解到这些具体情况。有的受冤者没有得到平反，就给我们写信，要求我们帮助解决，我们有什么解决办法呢？所以只能转到全国政协的信访部门予以解决。
例如，被定为“骨干分子”的张中晓本来就有肺病，身体不好，动手术时被切去了几根肋骨。他是1950年才与我父亲有通信来往的，他好学、爱思考，观点也比较激烈。他被关在监狱里，吐血，后来保外就医。在乡下，没有收入，背心破了剪了一半当裤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省钱买书，在笔记本和报纸的边沿上写读书笔记。“文革”期间，不让他在家里养病，就让他干体力劳动，他最后是又累又病悲惨地死去的。
阿垅是死在监狱里的，患的是骨癌。他生前最惦记的就是他的独子。阿垅被抓的时候，这个孩子只有八九岁，阿垅的妻子老早就去世了，孩子身边没有什么亲人，是天津市公安局派人照料孩子的生活。阿垅想念孩子，却始终没能见到，太苦了。他被判刑12年，本来快到期应该释放的，可是因为是“文革”期间不能释放，1967年去世时刚刚60岁。监狱里命令不许留骨灰，总算有一个好心的看守找个箱子，把他的骨灰埋在墙边上。平反时，阿垅的儿子才找到骨灰安葬了。朋友们总想给他出文集，最近还在抓紧这个工作。2007年是他的百年诞辰，我们想给他组织一个纪念会，这些方面的事情现在就要靠我们这些后人来联系和做了，这是我们的责任。
还有很多人连骨灰都没有留下，像方然是“文革”期间自杀的，都不知道发生在什么地方，反正是出去了就没回来。还有许多人的子女因为受到刺激而精神失常的，如绿原被说成是美蒋特务，他的小女儿到青海插队，当“赤脚医生”，跟当地人结了婚。1977年4月，《“四人帮”与胡风反革命集团异同论》一文发表，再次诬陷绿原是美蒋特务。1980年平反的时候，沈醉在回忆录中还说绿原是中美合作所特务，后来打官司，沈醉不得不在再版时取消了有关的内容。可就这一笔，小女儿被迫离了婚，以致神经失常，几年病才治愈，重新成了家。彭柏山的一个女儿也得了忧郁症，有病的母亲还要管她的生活。母亲去世后主要靠姐妹们帮助。
路翎被捕时，夫人余明英带着分别只有10岁、8岁、4岁的3个女儿艰难度日。1961年，路翎在监狱得了精神病，被送到安定医院保外就医，出院后在家里呆了一年多，以后他又写申诉表示不满，就又被抓到监狱里去了，病了又让他出来，没有工作，靠在街道上扫地养家糊口。夫人在街道办的麻袋厂上班，只有很少的收入。3个女儿很聪明，却不能正常地学习和工作。刚平反时，家里的状况非常差，真让人看不下去。路翎是1994年因为脑溢血突然去世的，他去世后，剧协给余明英每月200元补贴，生活非常艰难。我们很关心和同情她们的处境，但有时候也感到无能为力。
自杀的有好几个吧，我曾经编过一本《我与胡风》的书，里面有不少这样的内容，那书里主要是榜上有名的“胡风分子”，是与我父亲真正有联系的。
许：这么说，您和许多胡风分子的后人有密切的联系。许多家庭都是悲剧命运的承受者，我发现您还是比较乐观的。
张：那倒说不上，我们总是这么艰难地走过来的，神经不是那么脆弱的。正如你所说的，许多胡风分子的家庭都经受了各种各样的悲剧，但我们这些子女还是很争气的，为家里付出了很多，没有任何怨言，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大家虽然并不是搞文艺的，但为了整理父辈的文字，还是努力克服困难来做。
许：有没有特别典型的例子说明完全是捕风捉影的，特别能反映文字狱的特质。您说的这些人与您父亲之间真正有生活中的交往，或者有文艺上的共鸣。
张：父亲在重庆时期办《希望》，有一个人用化名给我父亲投稿，写的是一首小诗，父亲在《希望》上采用了，又编入了诗集，父亲并不知道他的真名。到1955年的时候，有关部门还真在重庆找到了这个人，把他打成“胡风分子”，审查了好久，这个人后来的遭遇当然不会好。我母亲写童话长诗《小红帽》，给她当责任编辑的一个女同志，是北京少儿出版社的，也受到好几个月的审查。我家到北京定居时，在地安门附近买了一个小院，小院需要修缮，父亲回上海料理搬家的事情时，就托付卢甸的侄子卢江帮助照料，监督工程进度，结果他也受到株连，被发配到河北去，平反以后才回到北京。
许：“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觉得舒芜和阿垅、吕荧两种不同的人生经历正是对这句名言最好的注解，有时候让人感到不公平，阿垅、吕荧的结局很悲惨，舒芜的命运相比就要好一些，您是怎么看的？
张：不能说不公平。对舒芜的问题，是非自有公论，现在虽然有些人替他辩护，那没有关系，人心还是很明确的。
我不认为舒芜的命运就相对要好，起码他在良心上还是背负着十字架的。如果晚上睡不着觉，他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他从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开始，就给路翎、吕荧一下子，后来路翎始终不能原谅他。90年代初，我编了一本《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先整理路翎的信，整理完让他核校，看的时候，他把凡是写到舒芜的地方全给划掉了，他不愿意承认与舒芜有这么一个来往。我委婉地向他说明，这毕竟是事实，还是留着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