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哀莫大于心不死”的胡风
作者：许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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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您父亲的骨灰盒上嵌着屈原的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而他在弥留之际坚决不让外孙报考文科，与他所声称的无悔不就矛盾了吗？
张：看你怎么理解了。鲁迅从事一辈子文学事业，他也不愿意儿子搞文啊！他在遗嘱中说，孩子大了，没什么出息的话，就做一点具体工作，千万不要做空头文学家。据说最初是没有“空头”二字的，先生沉痛的诗句：“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更是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周海婴学的就是无线电。学文科的确不好弄，就像鲁迅横站着战斗一样，他既要跟国民党作战，又要面临革命阵营内部的责难。我的孩子后来的确是学了理工科。
冷静下来的理性思考
许：经过半个世纪的沉淀，我们对于胡风事件的成因应该有相当清醒的认识，您觉得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解读和思考胡风冤案有什么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张：人们现在承认胡风的文艺观点、文艺思想还是有生命力、有指导意义的，现在有很多人在研究他的文艺思想。“文革”时期的“高、大、全”原来一直是他批判的，三十万言书里提到，上面让你必须写重大题材，要考虑到符合党的政策，这是他抨击的。他的文艺思想是有系统的、一整套的，周扬也承认这一点。
解读和思考胡风冤案，就会明白政治民主和法制建设对于我们国家的重要意义。那个时候，一经最高领导定案，什么民主，什么法制，都谈不上了，采取的是有罪推定的方式。其实仅仅一年之后，公安部从法律的角度已经否了这个案子，说反革命罪不成立，可是没有用。说父亲有政治历史问题，根本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抓了他的一个老同学，问哪些文章可能是他写的，暗示如果没有立功表现，就不能回家。无奈，这个同学就按照文风说那些文章可能是他写的，是用这种可能作推论的。
许：他的结局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要惨，他面临的困难也更大，比陈寅恪、沈从文等人的悲剧色彩更浓。他们虽然受到冷落，但还是享有一定的自由。
张：是啊，像梁漱溟顶撞和得罪了毛泽东，毛泽东只是让他一边呆着算了。
许：是不是您父亲的文艺理论对毛泽东形成的挑战比梁当面顶撞的力量要大得多？
张：对，应该是这样的。一位知名作家在胡风事件50周年之际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说，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艺观点，胡风都持有异议（虽然奇怪的是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而当时从事文艺的人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人并不在少数，无论是否公开，到后来不是放弃自己的观点，就是不去计较了，坚持自己观点直到因此而倒霉却仍然不改的人只有胡风一个。
许：你同意他的分析吗？
张：应该是这样的。
许：以您父亲的文艺观点和个性，他的悲剧命运似乎不可避免，因为思想使人受难，受难使人思想，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您怎么看待历史留给我们的这个残酷的结论？
张：殉道者的命运都是这样的，这验证了但丁的名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在集权社会里，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要求就是舆论一律，不能有不同的声音。
许：今天我们对不同的思想观点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宽容，也能够理解伏尔泰“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而这在先辈们那里却是不可想象的。就您长期的研究结果看，胡风事件的本质是什么？
张：你的文艺思想跟统治者的观点不一样，妨碍了他的统治了，又对文艺界领导的统治和做法有异议，那就必须灭亡，这就叫“定于一尊”吧。现在已经宽容了一些吧，有一定的进步。
许：等于说您父亲破坏了“定于一尊”的原则。
张：对，对。
许：您父亲意识到“定于一尊”的地位是不能挑战的吗？
张：我哥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说有一次问父亲，事情为什么会闹得那么大，为什么会把他打成反革命。我父亲回答：“他老先生不愿意听不同意见，不喜欢别人不佩服他。也许他觉得我不尊重他。”不尊重不在别的方面，就在文艺观点上。
许：假设他能够超越具体的人事纠纷，对建国后的文艺界保持一种淡泊的心态，而执著于文艺理论的探讨。那么，以他的智慧和才华，会否产生更为辉煌的理论成就？
张：他非常关心建国后文艺界的状况，看出了许多问题。他说到建国后，他准备“三不”，不再写理论文章了，他想的是创作，写写诗、报告文学什么的。可是上面不想让他写，而是让他挑个工作，但这些工作没有周扬等人的支持，是无法做好的。
许：如果他不是有1955年的经历，他后来的命运可能更加悲惨。
张：1953年，我们定居在北京以后，给他安排为《人民文学》的编委和一级作家的待遇，处境应该是不错的，但他看不惯文艺界的现状，就愤愤不平，非要写三十万言不可。以父亲的性格、他对文学事业的追求以及他与文艺领导由来已久的分歧，这场灾难迟早是会发生的。1957年好不了，到“文革”就更好不了。像老舍都受不了，他能受得了？在反右和“文革”中很有可能被迫害致死。
许：前面已讲过，胡风的战友、学生几乎都卷入到冤案中，横遭迫害、有着惨痛经历的他们又是如何反思的？
张：总体上说，没有例外的，没有人因为受了大罪，抱怨过我父亲。一些“胡风分子”在平反后来看望父亲，虽然他们大多是由于我父亲走上了文学的道路，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牵连，但与父亲谈话中却很少涉及他们所受到的苦难。受到欧阳庄无辜牵连的“苏州一同志”许君鲸，在《文汇月刊》上看到我父亲的《向朋友们、读者们致意》后致信欧阳庄，说胡风的文章里面说起对受到牵连的人感到抱憾之类的话，“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能在一生中牵攀进一件公案里，如果不说是充实了的话，至少也是点缀了自己的生活吧！”实际上他是非常冤枉的，只是因为欧阳庄在致我父亲的信中提了他一句“苏州有一同志可谈”，此信又收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他在苏北和青海的农场劳动改造，苦得很，弄得一身病，始终没有结婚。平反后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两人都觉得挺好，可是最后他考虑还是不要拖累别人，就始终没有同意婚事，后来因病于1985年提前退休。可是，他觉得活下去徒然是社会和亲属的累赘，平添麻烦，于是在1988年自杀了。
怎么反思的，贾植芳、胡征、绿原等人的文章里都有很好的内容。贾植芳从被捕到平反，经历了25年的苦难历程，他说：“我和胡风先生是通过这场灾难的考验和磨难，反而更加深了我们之间的理解和友情”，“对于胡风同志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给予我在文学上和生活上的热情扶植和无私的帮助，我将永存感激！”大家都明白，本身不存在这么一个反革命集团。实际上，直到开追悼会的时候，很多人才第一次见面。
许：历史无法假设。倘若您父亲早去延安，说不定通过整风运动，加强沟通，较早适应了中共的思想理论和组织原则，克服自我，也就不像周扬后来所讲的“不懂政治”了，这种可能性存在吗？他两度放弃赴延安的机会，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他对周扬积久形成的成见是不是妨碍了他与共产党之间开展正常的来往？
张：去了以后就能解决问题吗？不可能的。你看萧军在延安跟毛泽东还挺好的，也遭到了批判，结果他自己跑到乡下开荒去了。王实味还是专门研究马列主义的，丁玲因为《三八节有感》等受批判了。我父亲如果早一点到延安，也改变不了这种悲剧性的命运，甚至更早就倒霉了。
他放弃去延安，最大的原因是舍不得刊物《七月》、《希望》，这两本杂志等于是他的子女，他特别地上心，不愿意离开这个阵地，有那么多人投稿支持他，有许多作家是从这个刊物走出来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感觉到延安不容易搞好，那时候，周扬让他去担任鲁艺文学系主任，他觉得没法当，就跟周恩来讲他在重庆对国民党统治可以起到一定的反对作用，干嘛要走呢！延安人才济济，不少我一个。周恩来同意了。
他和周扬间因鲁迅引起的分歧和矛盾，是他与共产党之间的很大障碍，他没去延安有这方面的考虑。
许：证诸建国后的文艺史，您觉得批判胡风后的文艺实践，是否可以反证这场批判本身的错误？
张：1957年之前的一些文艺作品中还是讲人性的，结果到1957年就给反掉了，认为是反动的。1960年，巴人、秦兆阳等提出人性和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又被说成是胡风的文艺理论。所以一到文艺界有什么要受到批判的时候，都说是继承了胡风反动的文艺理论的衣钵。这样看，他的影响实际上是比较大的。后来文艺政策越来越“左”，当然可以证明这场批判的错误。
许：作为女儿，您是如何理解父亲执著追求革命文艺事业却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的历史？我们应从他的悲剧人生中得到什么启示？
张：其实你这两个问题在前面都涉及到了。总起来说，他的一生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息息相关，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一部分。记得赵丹在临终时曾说出他的心里话，大意是：党不要过多地管文艺，文艺管得太死就没有了生路。所以，要说到从父亲的悲剧人生得到的启示，更多的应该是领导者们从中得到启示。我希望的是，在文化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能够少些禁忌，多些宽容，真正做到如中央平反文件中所说，“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
许：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全文完）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