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哀莫大于心不死”的胡风
作者：许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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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月举行追悼会，1987年反自由化，1988年6月，才终于向全体党员下达了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的《中央办公厅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即中办发1988年6号文件）。该文件认为，原76号文件“从政治上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了反，使一批因这一错案而受到错误处理和不公正待遇的同志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对胡风同志文艺思想等方面的问题，当时还没来得及仔细复查研究，以致《通知》中仍沿用了过去的一些提法。对其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也遗留了几个问题。1985年，公安部对其政治历史中遗留的几个问题进行了复查，予以平反撤消，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向有关部门发出了为其进一步平反的通报。”经有关部门对胡风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进行又一次复查后，撤销所谓胡风“把党向作家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到工农兵生活中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等正确的指导思想，说成是插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这种不符合父亲原意的判断；撤销“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这一政治性结论；撤销“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这一论断。
三次平反，第一次从政治上澄清是不是反革命。这个好说，既没有反革命言论，也没有反革命行为嘛！1980年公安部的复查报告对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是较含糊的。当时“两个凡是”还有一定的势力，在文艺观点上，还指出胡风将《讲话》当做“图腾”，并提出了“五把刀子”的言论，都是反动的文艺思想，还有就是文艺上的宗派活动。第二次平反解决的是政治历史问题。第三次平反的是余下的文艺理论和文学活动的问题。父亲最终得到了彻底的平反，历史终于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许：您父亲对彻底平反有信心吗？
张：那时，他只知道已经恢复自由了，成为全国政协常委了，根本不去想这件事。1981年到上海治了几个月的病，精神比较正常了，但有些事情还是不能给他提，怕刺激他。他不能看电视，看电视容易让他产生联想、幻想，也基本上不看报纸，他的心因性精神病表现在幻听、幻视上。他还是生活在回忆和亲情中。对历史问题，他记得很清楚。找他谈问题，他也能谈得头头是道的，对于当前的事情，他一般就不大清楚了，与外面的世界有些隔绝。
许：在四川重获自由，您父亲就“口号问题”的争论写了大约十多万字的材料，他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件历史公案？他想通过这件事情的回忆说明什么？
张：在四川重获自由，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在那儿拼命地写材料，他觉得有权为自己作更有力的申辩，还说要给党中央参考，他认为，二三十年代起左翼内部的宗派主义才是“四人帮”生长的温床，非把这里面的来龙去脉理清不可，张春桥一开始就是极“左”的。1979年还有许多大批判的文章把“四人帮”跟胡风绑在一起，说“四人帮”是继承了胡风的衣钵，他想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梳理来说清楚这个事情，说明他一直是反对极“左”的东西的。文章相当长，并且查了不少史料，说明在文艺领域和文艺活动中一直有极“左”的影响存在，从“口号之争”一直延续到“四人帮”统治的时期，他是按鲁迅的原则来分析这些问题的。他在原则问题上是毫不妥协的。
许：如果有的胡风分子到家里谈个人的历史和遭遇，你们对此是不是有所限制？
张：这些事情，他大部分都知道，客人们也比较注意。他在成都刚恢复自由时，与以往的朋友恢复通信，就知道一些人已经死了，如张中晓、方然、耿庸的妻子王皓等等，一想到这些人他就难受，我们也是尽量避免涉及这些事。
许：在父亲生命的最后6年里，您与他生活在一起，有什么刻骨铭心的记忆？他的日常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张：那时我每天都要到他身边，陪他开会、看病等。他特别认真，写东西、讲事情、编书都比较周全。他平反后身体一直不大好，在四川就动了两次手术，从那以后身体就垮了。开头我到成都看他，出去游玩，他跑得快着呢！到北京以后，我们也是尽量拉他去公园转，但他因为身体有病已经没有兴趣了，很少出去玩了。像这两个楼，就只到丁玲家、徐平羽家去过，一般都是人家来看他。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写作，特别是写回忆录，这个时候精神上比较好，《胡风评论集》的《后记》共4万多字，他只花了20多天就完成了。他不打草稿的，先是在那儿想，想好了才写，改动得比较少。不过，《后记》在送审时受到了一些阻碍，有人搬出76号文件作为借口。例如，父亲在评论田间的诗时写道，田间的诗本来很好，后来受到形势的影响，某一位要人给他提意见，就写不出好诗了，等等，人民文学出版社认为这些段落都需要删去，当时发生了争论。出版社没法子决定，就上报到中央宣传部，中宣部提了几条原则，如，“口号问题”宜粗不宜细等。最后，我们就把这一段去掉了，一共有好几千字，这影响了他的情绪。
他虽然受到长期的牢狱之灾，得了病，但感情上很正常，朋友们来看他，他还是对他们很关心，问朋友们家庭的情况，对我们家第三代也是非常好的。
许：父亲晚年在回顾自己坎坷的人生历程时，对您都作了什么交代？他对自己的后事都有什么安排？
张：他一般的是不说这些的，写出来不就行了嘛！写得已经不少了，不过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写，如关于鲁迅先生，还有他自己的回忆录只写到武汉时期，才三分之一，后面的内容是我母亲根据他留下的材料和日记写的。他从没跟我们说后事，他也没往那上面想，当然，我们也没告诉他患的是癌症。
许：1985年6月，您父亲因病去世，而追悼会则在7个月后举行，这个中间都发生了哪些值得记述的事情？
张：父亲去世之后，新华社发了消息，因为悼词风波，遗体一直不能火化。值得记述的是6月16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聂绀弩的悼诗，聂伯伯想到因得不到公平的对待，追悼会不能召开，遗体不得不仍保存在医院的太平间里，夜不能寐。他在激愤中写道：“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6月24日的《人民日报》予以发表，更引起了人们对胡风丧事的各种猜测，此外未见任何纪念性的文章。我们家属总不能用不火化的方式来压中央，所以我们在8月3日先将遗体火化了，只有家属和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朋友参加。11月底，公安部的平反文件下到我们几个家属的单位，对于父亲政治历史问题解决了，我们觉得可以接受。年底，经过中央的审定，悼词有了较大的改动。除将政治历史中那些贬意的语句和那段“胡风同志是带着复杂的思想感情由旧中国进到新中国的，他真诚地拥护祖国的解放，但对党的文艺方针以及党的政治组织领导抱有一定的保留意见……”删去外，还在首段“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第四届文联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胡风同志……”的前面冠以了“我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这一当之无愧的称号。中央并指示，胡风后事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开追悼会，然后由中宣部再复查解决胡风文艺思想和文学活动中的遗留问题。追悼会前，我所在的文化部艺术研究院派人问我们家属有什么要求，我们就提出请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共20多人参加这个追悼会，得到了同意，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为这一“集团”公开平反吧。拖了7个月后，追悼会终于1986年1月15日在八宝山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