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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庐山军官训练团
作者：晓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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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也栽过跟头。在第四次“围剿”期间，其统率的王牌师第十一师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基本被红军歼灭，在军中引起哗然，幸灾乐祸者有之，趁机攻讦者也大有人在。何应钦、熊式辉、杨永泰等平昔对陈诚有隙的人，抓住这一机会不放。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的熊式辉，甚至密呈蒋介石，提出将陈诚所属部队缩编3师9团。而蒋氏不仅将这一密件拿给陈诚看，更出人意料的是，蒋介石批示陈部改编为2个军8个师，其实力比以前大为增长。但陈诚在第四次“围剿”中遭受惨败，造成了蒋介石“有生以来最大之隐痛”，给他一点颜色看看是必要的，一则压一压陈诚的狂傲习气，二则平息一下舆论，于是陈诚受到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但是，陈诚毕竟是蒋氏的心腹爱将，蒋排除各种阻力起用陈诚，任其为军训团团长。蒋介石的苦心孤诣，陈诚自然感激涕零。他曾对幕僚们沉痛而道：“要以决死的精神，痛改错误，克服堕落，从颓丧中振奋起来，为领袖效力。”
7月１1日，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朱培德在牯岭召开军训团主要教官、顾问会议，陈诚以团长身份亮相讲话。7月13日，陈诚住进了海会寺团部，紧张地投入了开学前的准备工作：一、处理军训团的重要事务，协调顾问与教官之间的工作，保障军训的正常进行；二、侍奉经常前来视察的蒋介石或来团观察的其他党政要人；三、对教官和工作人员作精神上的训示、讲演，重复和演绎蒋介石所提出的训练要旨、目的及方法，对蒋氏加以令人肉麻的吹捧，甚至说过蒋氏是“普照天下焕发于万古的宝石”。
军训团的团长选定了，另外两名副团长就不值得大动脑筋，蒋介石听信陈诚的提议，由南昌行营任命了两个副团长。一为筹备副主任、第五军中将副军长刘绍先，此人虽非蒋氏亲信，但跟随陈诚多年，鞍前马后紧紧相随；另一个为少将柳善，也在陈诚手下充当幕僚有年，对于碉堡政策提出许多主意，为陈诚所看重。这个柳善为人圆滑，脾气亦好，故有“柳善人”的绰号。
蒋介石将开办庐山军训团视为发动第五次“围剿”关键的一举，对于总教官的人选自然是十分在意的，因为受训的全是嫡系子弟，总教官自然应该是第一流的。而这个“第一流”则非杨杰莫属了。
杨杰，字耿光，云南大理人，早年就读于云南陆军学堂，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堂，1918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又入日本陆军大学。1924年，曾经受到日本天皇赞为“天才将军”的杨杰，拒绝日本当局的挽留，回国参加国民革命，在广东任第六军总参议，赞襄军机，勋绩卓著。因将“军事救国”的理想与抱负寄托予蒋介石，随蒋谋划军事，投身于新军阀混战。历任新六军军长、第十八军军长、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兼陆军宪兵学校校长、国民党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等职，晋升为陆军上将，备受蒋介石的倚重。九一八事变后，杨杰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主张坚决抗日，培养抗日军事人才，成为为数不多的不愿意参加反共军事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杨杰在这种时候被任命为庐山军官训练团总教官，足以说明蒋介石对他卓越军事才学的赏识。
1933年7月3日，南昌行营发出人事任命：杨杰为总教官，陈诚兼充战术主任教官，工兵学校校长林柏森兼任筑城主任教官；交通司司长王景录兼任通讯主任教官；中央军校教育处长李明灏兼任射击主任教官；南昌行营第四厅厅长朱怀冰兼任政治主任教官。其余教官人员由各主任教官在军事机关、军事院校或野战部队中挑选，“统限于本月十日以前，齐集庐山军官训练团”。这些中、少将军衔的校长、厅长和处长，接到任命后马上四处挑选本系教官，可谓诚惶诚恐。
这些主任教官，都是颇有资历或军事上有一手的非凡人物。射击主任教官李明灏，早年曾任湘军讲武堂教育长，大本营陆军讲武学院（后并入黄埔军校）教育长，1928年任过第六军代军长。战术主任教官王俊（虑及陈诚难以兼顾教学，改由王俊接任），早年在黄埔军校教授部任教官，后来担任了中央步兵学校校长。政治主任教官的朱怀冰，是个坚决反共的人物，任过旅长、副师长、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蒋介石对他在“鄂中剿匪政治设计做法优异，效果良好”印象甚深，因此在南昌行营成立时委任其为主管党政的第四厅中将厅长，策划对中央苏区的政治围攻。重用朱怀冰这样的人，反映了蒋介石对下一次“围剿”采取军事与政治并举、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思想和方针。
对于各科教官人选的调配，蒋介石也规定了相应的原则和标准：战术方面的教官由陆军大学、步兵学校、中央军官学校的战术教员及北路军各师的将官中“择优调用”；筑城教官从工兵学校、中央军校的筑城教员中遴选；通讯教官从军政部陆署交通司及交通总队的团以上官长中选取；射击教官从各军校的射击教员中择优征调。总之，每个教官都必须业务对口，而且在同行中是优秀的人才。一时间，庐山军官训练团成为国民党军各类高级教官的集合之地，诚所谓的“人才荟萃，卧虎藏龙”。各科教官按照调令于7月10日前赶到庐山，蒋介石于7月１1日在牯岭对全体教官训示说：“这次训练，并于实地演习中来讲评证明。”他要求教官们做到“设计务须完备，注重实地指导，增多会议时间，多用公开的讲评，从种种方面来增进训练工作的效能”。
杨杰将军训团的教学编为战术组、射击组、筑城组、通讯组、政治组（以后又增设了卫生组）。
战术组是军训团的重点教学组。该组先后有团以上教官47人，其中中将军衔者有王俊、张亮清（陆军大学）、章鸿春（陆军骑兵学校）3人，少将教官有石绎（训练总监部）、张卓、马崇六、张权（均为步兵学校）、向成林、郗恩绥、潘英杰（均为陆军大学）、柳维垣（南昌行营），贾康、杨挺亚、鲁渭平、徐琏、张桂龄、孙常钧、曹典江、唐宇纵（均为北路军各师）共16人。余者皆为校级教官。射击组有教官１1人。除中将李明灏，还有少将张公达，其余为校级教官。筑城组有教官9人。教学科目是步兵筑城学、工兵筑城学、架桥学、爆破学等。所谓的筑城，包括选择和构筑战前阵地，设置阵地障碍与排水、给水设备、构筑碉堡与碉堡群等。通讯组先后有教官１1人。主要教学项目为部队战时的通讯联络方法，各种各样通讯器材的性能和使用，至第二、三期还增设了工兵连有线电话、无线电话等学术科目。卫生组以陈辉少将为主任教官，有教官5人，到第三期增至7人。
政治组是军训团的重头教学组。除主任教官朱怀冰中将外，还从南昌行营调来了少将级的教官魏席儒、傅恒伯、舒适等7人，都是“反共专家”。他们的主要教学任务是向学员灌输反共思想，该组的课时排列得仅次于战术教学组。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各组的教官又按级别安排到各营、连。每一个营教官带4个连教官，每个连教官又带1名教官分配到排，直接辅助连排长实施训练。规定“每天演练完毕，每营的教官要集合起来报告演习的经过，评论各连各排演习的优缺点，然后召集全营的学员，公开评讲一次”。教官们还必须同学员一道冒着酷暑演练，“一定要和受训练的人一样辛苦”。这些教官都知道，蒋介石对这次军训极端重视，视为“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兴亡，以及各个人的生死”之重要程度。而且坐镇于山上。因此每个教官如蚁负重，惶恐不安。
对于如何增加军训团的教学力量，特别是吸收德国法西斯的军事技术，蒋介石是花了心思和本钱的，特地从南京政府外国顾问团调来十来个德国人，住在离海会寺公1里多路的龙云寺。这些德国籍军事顾问有名字记载的是：首席顾问阔茨，担任战术科教学指导；通讯顾问史托茨纳，专门讲授军用信犬、信鸽、闪光通讯器、信号枪、信号弹、无线电等通讯器具的使用，并指导演习。还有战斗射击教官渡勒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