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蒋介石的庐山军官训练团

作者:晓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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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红军的军事训练
  
  对军训团的筹备工作虽然火急火燎地进行,但终未能够在7月12日之前全部完成,有些事务直至7月18日才勉强完成。蒋介石对此有些不满,曾斥责过陈诚。对刘兴的筹备工作,蒋介石没有说好,也不曾说坏,军训团的三期训练结束后,刘兴被调离南昌行营,担任北路军第一路副指挥,被赶到了反共内战的军事前沿。此后10余年,刘兴的军阶一直停滞在正军的位置上,直到1949年8月加入长沙起义的行列。
  
  1933年7月18日,庐山军官训练团开学了。来自北路军的1840名受训军官和近百名教官排成方队,集合在大操场上,头顶烈日,紧张地立正着。上午10时整,军乐队奏起了军乐,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操场中央升起。蒋介石、朱培德、陈诚等人,神情肃穆,身体笔直地立于主席台上,一阵经过训练的口号呼喊“服从蒋委员长,剿灭万恶赤匪,实现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喊叫完毕后,朱培德宣布由蒋介石讲话。这是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的开学典礼。
  蒋介石发表了长篇讲话,对这些来自反共内战前线的中初级军官严加训斥。“到今天还要召集你们这许多官长,在此开办这个军官训练团,这是我们一般官长最大的耻辱,尤其是我做统帅的最大耻辱!”“我们连小小的红军都不能打败,其根本原因就是一般官长没有廉耻,丧失了革命精神!现在军队不成个样子,腐败、骄惰、浪漫,自私自利,不团结,不统一,打红军打不了,抗日也抗不了,这统统是我们军官的罪恶,革命的人格没有了……”
  蒋介石的训斥声色俱厉,骂不绝口,不过是恨铁不成钢的心情表露罢了。因为这些来受训的学员都是他反共内战、消灭共产党红军的老本。第一期学员为北路军中初级军官。所谓北路军,是第四次“围剿”中陈诚指挥的中路军,后来加调的一些军队,也全部是蒋介石的嫡系,即通常说的“中央军”。正是这支北路军,成了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主力。
  这些受训学员,有半数以上系行伍出身,没有受过什么正规训练,只有少量人曾在各种讲习堂、训练班和军兵种专门学校接受到程度不一的基本训练,军政素质十分低劣。蒋介石多次说过他们“简直是一支连站队都站不好”的“野蛮军队”。
  由学科和术科组成的基础训练,粗看不过是新兵入伍就应该受的基本军事训练,而实际上是蒋介石精心作了研究,将基本训练的内容概括为所谓六项原则、四大要素、三个口号、两项要旨、一个要诀。
  所谓的六项原则,是指行军作战中的搜索、联络、侦探、警戒、掩护、观测6件事。蒋介石和陈诚等人认为,红军的战术主要有4种形式:诱伏——利用熟悉地形和情报灵通,引诱国军进入包围圈;腰击——当国军行军和驻防时,突袭司令部与电台等要害,在国军展开攻击时,集中全力突破一点;包围——以优势兵力包围国军一部,得手后扫击其余;抄后路——在正面阵地施以佯攻,派精悍小股从国军后面抄袭,打乱战阵。为了使红军的“惯用伎俩”失去作用,蒋、陈等人思来想去,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这六项原则。蒋介石说,这六项内容,“如果缺少一件,或一件没有检点到,一定要失败”!在训练中,这六项原则被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上。
  所谓四大要素,就是确实、迅速、静肃和秘密。蒋介石也强调“实事求是”,认为“确实为一切的基本”,要求在作战中将“确实”落实到命令、动作、言语和举止上,做到口到、眼到、手到、足到、心到这五到。对于迅速,就是要坚决遵守时间执行命令,做到兵贵神速。四大要素中最要紧的就是秘密,蒋说:“过去就是许多事情不能秘密,自己的计划,行动,往往还没有实行,就泄露出去被敌人知道了,这样当然不会打胜仗!”为力求达到“秘密”,军训中除了无线电之外,增加了使用信犬、信鸽、闪光通讯器、手旗等通讯工具的练习。
  所谓的三个口号很简洁:“受伤不退”、“被俘不屈”、“受命不辱”。到第二、三期,蒋介石又在三个口号之未加上了“临难不苟”一句,变成了四个口号。
  另外的两项要旨,指的是战术上的“分散”与“集合”,把握好这二者的关系,军事行动不为“赤匪”所左右。而最后一条的“一个要决”,便是“服从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蒋介石宣称,上述的一个要决、两项要旨、三个口号、四大要素、六项原则,完整地慨括了军训团“一切学术、术科的训练,系训练中的精华所在”。陈诚等人要求学员们“铭记于心”。
  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军事训练,是蒋介石、陈诚等人在研究红军基本战术原则和赣南闽西地理环境基础上,再对国民党军历次“围剿”失败原因的检讨,然后针对性地改变战略战术,以提高国民党军战斗力为目的而设置的。因此,对于战术的训练就侧重在以上的各个方面。
  
  在战术演练中,射击训练的课目排列得最多,被作为最主要的作战手段受到重视,强调“非多方研究,不分昼夜地练习不可”。陈诚对学员们作了两个异想天开又十分滑稽的“演算”:一是他假定用10发子弹打死1个红军,每个国军士兵用200发子弹就可以击毙20人,各团以1000支枪计算,便可打死两万人。这样一来,“赤区”的红军只够国军3个团打,最多用上10个团吧。二是国军士兵每5分钟开枪打死1个红军,1小时放12枪打死12人,3000人用6个小时便可打死21.6万个。于是,陈诚口出狂言:消灭红军是绝对不成问题的。可是为何集中了几十万军队还有能消灭红军呢?顺理成章的归结是“士兵缺乏实战射击能力与射击纪律”。
  对于通讯的演练偏重于实用技术,主要针对红军进行的游击战特点——声东击西、飘忽不定两点,采用轻便器材,如信犬、信鸽、闪光能讯器、信号弹、手旗、轻重电缆、军用电话、5瓦轻便无线电台等,进行实地练习。调来军政部特种通讯教导队、交通兵团的技术人员到军训团作示范操作,还由德国军事顾问上课传授运动战、阵地战和山地战的通讯网结构等知识。
  筑城训练着重在演练构筑阵地和修筑堡垒。学员们使用临时编成的筑城讲义,从工兵学校调来工兵连作为演习部队,在野外进行构筑堡垒、辟设阵地的实际演练。堡垒战术后来在第五次“围剿”中成为国民党军的主要战术手段,但在军训团的筑城训练中,这一项目还未得到特别的重视。国民党军队真正熟练地掌握堡垒战术,是在1934年4月的广昌战役前后。不过到了军训团的第二、三期,增加了碉堡结构、架设桥梁等技术的讲授和训练。
  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战术教学和训练,基本科目是针对红军的山地战术和游击方针,而制定战略攻势和战术守势的训练,旨在提高国民党军的整体作战能力。蒋介石对这方面是动了一番脑筋的,他在向学员授课时多次强调这样的战术指导原则:现在江西的“剿共”情形,其地形、交通、敌情均与曾国藩、胡林翼时代无甚差异,“因此就用咸同时代(指清咸丰、同治时期)湘军和淮军攻打长毛剿捻匪所用的战术”。蒋氏还进一步阐释说:“若不审时度势,因地制宜,而徒思仿效现代积极攻势战术,未有不败也。故今日剿匪战术,仍须如曾胡时代以守为主,以攻为客。”蒋氏主张仍然打一场旧式战争,战术上取守势以守为攻,战略上取攻势以攻为守,与红军的战略战术针锋相对。在蒋介石的这种“师承曾胡战术”的思想指导下,陈诚与杨杰将战术守势分成了守和攻两个部分,制定出用于防守的堡垒战术和用于进攻的山地战术,在军训团进行演练。
  庐山军训团的训练特别重视山地战术,将山地战攻击演练辟成主要科目。无论在授课还是演练上,都大大超出其他课目的时间。即使是基础训练的一些项目,如“六项原则”、“四大要素”等,也被纳入到山地战术训练的范畴。按照蒋介石与杨杰的设想,山地战的战术分为正面突破、包围、埋伏3种。而其中又必须掌握3条原则,其一是“立在主动地位”,要使敌人跟着自己的计划走;其二是“冒险犯难”,以“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来冒奇险犯大难;其三是“全力决战”,抓住敌人破绽和可乘之机,用全力进行决战,夺取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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