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催生中国报业近代化的四个外国人
作者：余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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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发还影响了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林则徐、魏源等。梁发曾作为林则徐的座上客，双方共同探讨禁烟，他还将很多外文书籍翻译给林则徐，让其意识到华夷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天朝大国之外，同样存在着很多诸如大不列颠、美利坚、德意志、意大利等这样的政治实体。梁发还将其子梁进德介绍给林则徐。梁进德11岁就被送到美国牧师裨治文家中受训外文，英文水平属国内佼佼者，当下被林则徐聘为幕下翻译。梁发积极支持梁进德在林府的翻译工作，林则徐主编《四洲志》，梁进德为主笔，该书大部篇目收进后来魏源主编的《海国图志》。可以说，梁进德成为林则徐与魏源“开眼看世界”的眼睛。
林乐知引领报刊性质的转变
影响王韬、康有为、梁启超
林乐知是美国传教士，生于佐治亚州，幼孤，由姨父母抚养成人。毕业于佐治亚州埃温里大学。1860年被派来中国传教。由于美国南北战争，经费断绝，靠出租、变卖教会产业以及做煤、米、棉花生意维持。1864年，被上海广方言馆聘为英文教习。1868年，创办并主编《中国教会新报》，后改名《万国公报》，为19世纪介绍西学最集中的期刊。1869年进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编译达12年之久，为该馆翻译8种书。1877年，基督教在上海组成益智书会(即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决定编写高级和初级两套教材。高级教材由林乐知负责。1881年，他辞去广方言馆和翻译馆的职务，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并任监院(院长)。1895年，辞去监院一职，专事办刊和译书。在中国47年间，身兼教习、编辑、译书、传教士。常常半天授课，半天译书，夜间编辑期刊，礼拜天传教。译著有十多种，最著名的是《中东战事本末》初编8卷，由蔡尔康笔述，1896年4月出版。初版3000册，很快销售一空。1897年出续编4卷，1900年又出3编4卷。此书不单纯是翻译，间有编者的按语、评论，书中对甲午战争真相的披露，以及对中国存在的积习的尖锐批评，对中国知识界很有影响。1876年，清政府为了表彰他译书和教学的贡献，授予他五品顶戴官衔，后又“钦加四品衔”。1907年5月31日在上海病逝。
就中国近代报刊史而言，有许多个“第一”与林乐知所办的《万国公报》分不开。它是教会所办的第一份正规的中文大型综合刊物，如赖光临所指出：“及至《万国公报》创刊，传教士将其所知悉之西方报业思想、知识与报刊体例，透过是报传播于中土，中国报业之现代化，于兹肇始。”
当时中国正在掀起洋务运动。在林乐知看来，创办《万国公报》，除了继续宣传宗教外，还要紧跟形势发展，去影响和干预中国洋务运动的发展。此报一方面较多的登载西方各国开矿、办厂、采用新技术等经济和科技活动的近况，进一步刺激中国人对西学的渴求，增加对传教士的依赖，扩大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介绍西方的政治思想与民主制度。他曾亲自撰写了《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一文，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主权在民”的基础理论，介绍宪法和“三权分立”的理论。他说“按泰西各国所行诸大端中，最关紧要而为不拔之基者，其治国之权属于民，仍必出之于民，而究为民间所设也。推原其故，缘均是人也……或为君或为臣，耳目手足无所加焉；降而至于小民，耳目手足无所损焉。因恍然于治国之法，亦当出之于民，非一人所得自主矣，然必分众民之权，汇而集之于一人以为一国之君，此即公举国王之义所由起也，而辅佐之官亦同此义矣。”在这段话中留下了好些不容忽视的历史记录：一是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民有、民治、民享的主权在民思想；二是首次宣扬了现代西方流行的人生而平等的观点；三是首次阐释了人民与执政者的权力关系的民约论思想。
林乐知所办《万国公报》影响很大，直接推动了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国人办报首推王韬。王韬(1828一1897),原名利宾,江苏苏州人。他经常阅读《万国公报》，曾在该报上发表政论文章近40篇。1874年1月5日，他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这是我国近代最早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报纸之一。王韬以“强中以攘外,课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为办报宗旨，在报纸上发表了数百篇评论时政、鼓吹变法自强的文章，使他声名远播，开创一种新的文体——报章文体，也开创了一代文风——政论文风，他成为了我国第一位报刊政论家。
林乐知所办《万国公报》还直接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
康有为22岁时第一次游历香港。25岁那年,他赴京考试落第后途经上海,收集了大量西学书籍和报刊带回广东学习研究,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万国公报》。从1891年到1898年的7年间，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共培养学生近千名。他将《万国公报》作为教科书，发给他所有的学生传阅，这其中包括他的得意弟子梁启超。他们当中的大多数立志高远，思想活跃，才华出众，成了维新运动的骨干。其中有徐勤、麦孟华、何树龄、欧榘甲、韩文举、罗教高、伍宪子等数十人，他们后来皆成为维新派的著名报人。
更有意思的是，康有为在维新变法期间，创办的第一份报刊也因袭了《万国公报》的报名。1895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进京参加会试期间,正值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即将由皇帝批准之际,康有为遂联合全国18省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举行了闻名中外的“公车上书”,要求朝廷变法维新。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把开设报馆作为维新变法的重要内容提了出来。同年6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商议如何将办报主张变为办报行动。康有为认为,要开通风气,“非合大群不可”,而要合大群,“非开会不可”，要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最后大家取得共识: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创办报纸。经过短时间的筹备,维新派创办的第一家报纸《万国公报》,于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创刊。这家报纸的经费是康有为独自承担的,他派弟子梁启超主持笔政,麦孟华负责出版发行工作。当时北京没有铅印机器,只好委托民间报房用木板雕印,随报房所印的《京报》免费分送在京的官绅阅读,发行量最多达3000份左右。该报两天出版一期,每期刊登梁启超的短论一篇,长篇论说则分期连载,大多选自广学会出版的书报。《万国公报》的出版,在京师引起强烈反响。虽然“守旧者疑谤亦渐起”,但却受到具有维新思想的士大夫的欢迎。正如康有为所说:“报开两月,舆论渐明。初则骇之,继而渐知新法之益。吾复挟书游说,日出与士大夫讲辩,并告以开会之故,明者日众。”此时的梁启超表现也非常活跃，《万国公报》共发行45期,历时3个月,所登文章,除转载外,大多出自梁启超之手。
与康梁主张变法的同时，林乐知的《万国公报》大力配合，从1889年到1898年戊戌政变时止，英美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上发表鼓吹变法的文章多达数百篇，使之成为“影响中国领导人物思想的最成功的媒介”。康有为也把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作为观察西方世界的窗口,为他推动中国的维新运动提供了许多借鉴的资料。
李提摩太主笔《万国公报》与《时报》影响李鸿章、孙中山和后来的共产党人
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传教士。出身于南威尔斯的农民家庭。先后就学于斯旺西师范学校和哈佛福韦斯特学院。1870年2月12日被英浸礼会派来中国，开始了在中国长达45年的传教生涯。
李提摩太来华后，最初在山东、山西等地进行传教活动，将中下层百姓作为传教对象。1876、1879年，中国北方十多个省遭受了旱灾，李提摩太亲眼目睹了山东、山西等地的灾荒，灾区百姓的悲惨境遇震撼着这位“布道者”的灵魂，更加坚定了他拯救百姓“肉体”的决心。为此，他多方募集资金，积极救助灾民，除向中国各地的传教协会募捐外，他还向英国浸礼会写信，请求浸礼会拨款，立即“赈济灾民”，“把中国人从饥荒下解救出来，使他们能够奉守正确的道德准则”。在他的倡议下，伦敦成立了以市长为首的“市长官邸赈灾基金会”，两万余两银子运到中国灾区。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亲自派人将国外募捐的银子运到山西，并要求会见李提摩太。也正是与李鸿章的会见，使李提摩太改变了自己的传教策略，认识到了对中国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决定将传教的重点转向官员和学者。他和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曾纪泽、庆亲王奕劻、恭亲王奕忻等几乎所有的朝廷大员都保持着接触，李提摩太还曾做过曾纪泽家的英语家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