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催生中国报业近代化的四个外国人
作者：余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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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李提摩太的思想影响了很多朝廷大员，这其中包括李鸿章。李鸿章的很多思想源于李提摩太。在与李提摩太的接触中，李鸿章多次批评顽固派的“夜郎自大”心态，表达了对西学的认同和要求变革的愿望。1890年7月，应李鸿章之邀，李提摩太担任天津《时报》主笔，上任伊始，李提摩太就写了一篇文章，呼吁中国必须改革，他还多次发表社论，介绍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1894年，李提摩太把以前在《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以《时世评论》为书名集结出版，李鸿章和曾纪泽以《西学的重要性》为题目作序，并发表在广学会的报刊上。光绪帝也深受李提摩太影响，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后，他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私人顾问，帮助决策维新。由此可见李提摩太对中国政界官员的影响。
中国维新派人士更是将李提摩太奉为精神领袖。维新派的绝大部分改革方案都吸收了李提摩太的建议，李提摩太在看过康有为的变法计划后，给妻子写信说道：“几乎我以前所做的种种建议，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由此可见李提摩太对戊戌变法的影响之深。康有为也曾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公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当时的许多维新人士都与李提摩太有来往，梁启超还曾主动要求，为李提摩太做过一段私人秘书。私下里，李提摩太也以维新派的老师自居。
更有意思的是，同康有为办《万国公报》沿用林乐知的《万国公报》报名一样，梁启超开始办报时，同样与李提摩太主笔的《时报》有着关联。梁氏一生办了很多报纸，著名的有两份，一份是《时务报》，一份是《时报》。前者只比李提摩太的《时报》多了一字，后者完全相同。这绝不是巧合，它充分说明了李提摩太对梁启超的影响。
《时务报》是维新派在华东的重要舆论阵地,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由梁启超任总撰述。《时务报》初期,编撰工作由梁启超一人负责,每天要写4000多字的评论,还要撰写、修改2万多字的文稿。他只能夜以继日地工作,“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逞食,夜不遑息”。就这样,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数十篇政论,为变法维新而呐喊。其中最为著名、也最有影响的是《变法通议》。这篇长文,在《时务报》上连载43期,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时务报》大胆而新颖的言论使朝野大为震动,所译外报文章又使读者大开眼界,因而“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尤其是梁启超撰写的文章,更是风靡一时,以至于“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乡,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梁启超在编撰《时务报》期间同样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后人称为“时务文体”。
1904年，维新派又办了《时报》，这是他们在变法失败后于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梁启超秘密来到上海，策划《时报》工作。《时报》之名,取义于《礼记》的“君子而时中”一语,意思是办此报要合于“时”,随“时”而变。因此,该报自创刊始就以执中公允的姿态出现,既批评顽固派,又批评革命派。《时报》在评论、编辑、出版新闻业务方面大胆革新,为我国报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该报首先将梁启超创造的“时评”这种新的报章文体移植于日报,开辟了“时评一”、“时评二”、“时评三”3个栏目,聘请陈景韩、包天笑和雷奋分别主持评论国内大事、外埠新闻和本埠新闻。这种应时而发、短小精悍、活泼明快的时评,深受读者欢迎。现在报纸一般通用的对开分为4版、两面印刷的版式是《时报》首创的，彻底摆脱了书册式报纸的痕迹；率先创办报纸周刊,即在每周固定的日子设立教育、实业、妇女、儿童、英文、图画、文艺等7个专版,分别聘请专家负责编辑。《时报》的这些新闻业务手段,后来为各报所效法,并一直沿袭至今。
从梁启超主笔《时务报》与《时报》，可以看到他如何受到李提摩太《时报》的影响。李提摩太不仅于此，还在于他影响了孙中山和后来的共产党人。
1891年，李提摩太出任同文书会督办，将同文书会改为“广学会”，旨在“从宗教的小圈子里走出去，去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发展，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达25年之久，其间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2000种书籍和小册子，成为当时中国规模较大的出版机构之一。中国近代许多名人都曾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过文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先生的第一篇重要政见文章、长达7000字的《上李傅相书》，便是发表在1894年10月和11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69、70期上。在这篇文章中，孙中山指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他的这一篇政治建议书首发于《万国公报》。从中可以看出李提摩太对我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的影响。
中国近代化的第四次潮流，其推动者应属共产党人。人们熟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熟知李大钊所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人们知晓首先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还会想到在自己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学说进行了介绍的梁启超；但人们难以想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1896年，他在上海基督教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122期上发表了题为《大同学》的文章，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是德国人，由于他长期居住在英国，文章误认为他是英国人)并援引了《宣言》中的一句话：“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今译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随后，中国早期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先后在《民报》、《天义报》、《译书汇编》、《近世社会主义》、《德意志革命家小传》、《新世界》等书报刊物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及其思想学说。
美查面对市场创办《申报》
开创了商业性自由办报之路
安纳斯托·美查是英国人，同治初年和他的哥哥来到上海，从事茶叶与布匹生意。约在1862年，他开办了江苏药水厂。不久后，药水生意萧条，他决定改换行业。这时，经人介绍，他注意到《上海新报》作为新式报纸，独家经营，销路较好，利润也比较丰厚。于是他与朋友伍特华、蒋莱亚、麦基洛商量，决定办报。就这样，3人各出资白银400两，在汉口路西设立了报馆，由美查担负报馆全责。1872年4月30日，《申报》正式创刊。先定名为《申江新报》，习惯称为《申报》，后径直改为《申报》。
美查创办的这份报纸以赢利为目的，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家商业性报纸，始终面对市场，同当时很多报纸开展了竞争。除改进内容以吸收读者、增加订户外，主要采取市场手段来击败对方。如《上海新报》当时每张销售30文，《申报》则不惜亏本，降价到每张只售8文。《上海新报》就只得忍痛同样降价，终因成本高于《申报》，亏损过大，难于坚持，不得不宣告竞争失败。《申报》经过17年发展，到1889年《申报》改组为美查有限公司时累积资本已达30万两，是筹办时的187.5倍。《申报》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销售数量最多的新闻纸。
美查主持《申报》，按照市场原则操作,完全依据读者需要,适销对路,扩大发行，他没有接受政府津贴,也不接受任何集团支持。这是一种近代自由办报精神的体现，更是对西方新闻自由理论的实践。这是一种新式的报纸，它着重强调报纸的首要职能是传事,即传播新闻。美查认为中国“邸报之作成于上,新报之作成于下”；作为新报宜强调报纸的民间色彩,要面向下，即农工商贾,不能仅仅只面向上,即只传朝廷之事,而要传闾里之琐屑,关心现实的世俗人生,广传新闻。正因《申报》坚持这种新闻本位的职业精神,在办报上,把及时全面、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放在了首要位置上。在报道内容上,除抄录京报的谕旨、奏折、宫门抄之外,开始在报纸上刊载社会新闻,有谈狐说鬼之作,亦有对当时案件如“杨月楼案”、“杨乃武案”的报道,既为酒后谈资,又能增长见识,能根据受众的接受心理及时报道热点新闻。如当时文人学士看重科举,殿试发榜时翘首京城,在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开通以后,每逢殿试结果在京城一公布,《申报》的采访员就会快马加鞭赶至天津,将消息发往上海,使上海为之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