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催生中国报业近代化的四个外国人

作者:余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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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上,有个著名的所谓李约瑟问题,它是指为什么资本主义出现在西方而不能出现在中国?这个李约瑟问题,在中国新闻史上同样存在。当代著名的新闻史家方汉奇在写了多部中国新闻史后说:“报纸或新闻纸,是一种以报道新闻揭载评论为主、定期向公众发行的出版物。这种出版物,严格地说来,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应当承认的是,没有外国人在华办报,就没有中国的近代报业。正是由于外人在华办报,促发了中国报业的近代化,引发了王韬、康有为、史量才等著名报人的出现,影响了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等,促进了中国历史的近代化。限于篇幅,下面就介绍4位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的在华办报的外国人。
  
  马礼逊首办中文近代报刊
  影响洪秀全、魏源、林则徐
  
  1782年1月5日,马礼逊出生于英国北部的小镇莫佩思的一个贫雇农家里。后来,他父亲把全家搬到纽开斯尔谋生,专以制鞋坯为业,一家老小全都参加劳动,过着下层社会的穷困生活,经常缺衣缺食。马礼逊父母双双信教,而且他父亲还是家乡长老会的长老,信仰虔诚。马礼逊从小就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感染,1798年加入长老会。他学习勤奋,1803年入神学院学习,先后就学于霍克斯顿学校和戈斯波特传教士学院,除攻读神学课程外,还学习天文、医学和初等汉语,并听取了传教士在非洲和印度等地传教经验的介绍。1804年,伦敦传教会正式接收他为传教士,并认为他是到英国海外献身传教事业的合适人选。他在接受两年严格的训练后,被派到“困难最多”的中国开辟新的传教区。1807年1月8日,马礼逊在伦敦教堂被封立为牧师。同年1月20日,伦敦传教会专为启程到中国的马礼逊举行了欢送大会。
  1807年1月31日,马礼逊在伦敦登上“雷米顿兹号”货船取道美国前来中国。当时他是个25岁的青年,未婚,独自一人首途赴华,于同年4月20日到达纽约,受到美国基督教界人士的接待,国务卿对马礼逊志愿代表新教前往中国开教表示支持,并亲笔写了一封信交他带给广州美国商馆的卡林顿,命在马礼逊到达广州后给予一切方便。于是马礼逊在同年5月12日搭乘美国货船“三叉戟号”,从纽约启程,经爪哇、澳门,经过近4个月的海上颠簸,于9月8日到达广州。
  当时在中国传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事业,康熙、雍正两朝禁止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随后限制更加严格。马礼逊到广州后遇到来自两方面的麻烦,清政府的限制和东印度公司的敌视,他不敢暴露英国人的身份,只能冒充美国人,并在美国领事卡林顿的帮助下,才得以居留广州。同时,马礼逊也遭到罗马天主教主教的仇视和嫉妒,这使他的处境更为艰难。马礼逊在广州受到美国商人的接待,让他住进美国商馆,掩护其身份,供给他食宿,并代他聘请一个中文老师,使其安顿下来。
  伦敦布道会对马礼逊的活动作了指示,要求他首先要学会中文,然后编纂一本内容丰富、释义准确的中文字典,并将《圣经》译成中文。据此,马礼逊在华的最初几年,差不多以全部精力用于学习中文。不到两三年就能比较顺利地阅读宗教、哲学、法律、历史、医药等方面的中文书籍,学习中文的速度之快,让广州的外国商人感到吃惊。
  1809年2月,马礼逊的生活发生一个转折性的变化,他与东印度公司的一位高级职员的女儿结婚,同时被东印度公司聘请担任译员。这样他就可以以公司职员的身份公开活动了,也可以改变东印度公司敌视宣教工作的态度。
  马礼逊也完成了伦敦布道会交给的任务,翻译了全部的《新约全书》,编纂了《华英辞典》,他还结合自己在中国传教的实际,编写了中文的《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问答浅注耶稣教法》和《圣经节选》等。
  编纂工作的进行,使他认识到出版对于传教的重要性。如何建立出版基地、打开工作局面,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这时,伦敦布道会又为他派来了一位助手米怜。经商讨,他与米怜都认识到,要在广州或澳门建立对华传教和出版的基地是困难的,必须选择与中国本土接近、与广州来往方便、在华人中有影响的地方。他俩选中了马六甲。该地当时虽然中国人不多,只有4000人,但周围住有大量的华人。1815年,马礼逊偕妻子和工人梁发等从广州出发,到达了马六甲。在这里,他开始了创办华文报纸的事业,直到去世。
  1815年8月5日,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的一份名叫《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中文报刊正式出版,作为他对华传教的主要工具。每月出版一册,全年合订一卷,还印有全年目录、序文和封面,便于读者保存。每月印数从500份发展到2000份,发行地区由马六甲、槟城、新加坡逐渐扩展到爪哇、广州、澳门,影响也逐渐扩大。1821年,该刊因主编米怜病重,出至年终停刊。次年米怜去世。然而,正是这份以近代报刊面目出现的中文月刊,在中国却是破天荒之举,揭开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第一页。
  西方传教士所创办的报刊要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就不能不迁就中国的国情和顺应中国的民族传统。为了不与中国人的传统意识形态发生直接的冲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宣传上采取“附会儒学”的策略,将基督教义与孔孟之道相比附,连封面上也印上孔子的语录:“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主编在封面上署名“博爱者”。为了适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察世俗》采用中国书本式,雕版印刷,形状就像一本中国线装书。所以,这份报刊是中西文化接轨时的标本。
  
  从《察世俗》连续7年刊登的内容来看,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的宗旨始终没有改变,它总共发表文章244篇,其中直接宣传教义的206篇,占总数的84.5%,关于科学文化方面的文章29篇,占11.9%,有关办义务学校、办济困会等告白、章程共9篇,占3.6%。这些举办善事和介绍科学文化方面的文章,大多也与传教有关,如讲到天体运行时,最后说:“若神一少倾取去其全能之手,不承当宇宙,则日必不复发光,天必不复下雨,川必不复流下。”当然,《察世俗》介绍的西方近代科技的实用知识,如蒸汽机、农业技术、急救方法等等,既为中国社会所需,又可反映西方科技水平,改变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看法,还可以显示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友好感情。《察世俗》前五卷对政治时事问题均未涉及,米怜认为这是一个缺陷,同时指出这一缺陷是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并非刊物本意。第六卷起增加“全球各国纪略”一栏,介绍世界各国概况,但十分简略。有的文章还提出发展中英贸易,并涉及鸦片贸易问题。这类文章在《察世俗》中所占篇幅极小。关于新闻报道方面的内容很少。然而,它发了一条消息,这是中国新闻史的第一条消息。
  照查天文,推算今年十一月十六日晚上,该有月食。始蚀时约六刻,复原于亥时约初刻之间。若此晚天色晴明,呷地诸人俱可见之。
  这个关于月食的报道具备了新闻写作中的几个“要素”,所以说,是《察世俗》第一次教国人如何采写严格新闻学意义上的消息。甚至可以说,马礼逊创办这份报刊,标志着中国近代报业史的开端。如果没有这份报刊,中国近代的报业还将定格于官方文书之中,永远不能实现报业的历史转型,使报纸面对大众,传输信息,传输近代科技知识。
  还是这位马礼逊,第一个引发了中国近代化历程上的第一次进步潮流。马礼逊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结识了中国人梁发。梁发的一家人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接受了洗礼,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基督教家庭。梁发编写了一本《劝世良言》,并在举行科举考试的那一天,将这些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带到科场,送给了一个叫洪秀全的秀才,并深深地影响了他。洪秀全后来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场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而经他结合中国国情改造的基督教则成为这场起义的理论依据、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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