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四清”纪事
作者：荣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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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不能不提一下瓦罐窑工作组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了，那就是“王禹”。王禹个子高高的，面庞黢黑，一脸大麻子，虽不像王路宾那么平易近人，但也显得十分朴实和善。他在工作组也没有公开的职务，不过大家都看得出来，他也是“说了算”的几个人之一。这位王禹，就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名震全省乃至全国的王效禹。王效禹之所以也化名，原因和王路宾一样，也是因为当时尚未平反。王效禹是山东老革命根据地渤海区出来的干部。抗战后康生担任中共山东局书记兼渤海区书记，王效禹在土改时曾在康生手下工作过，得到康生的赏识。1959年，王效禹在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任上被打成“右派”，受到了处分。在瓦罐窑工作组，这位“王禹同志”名气很大。1965年1月，王效禹获平反后，工作组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王效禹担任了支部书记，算是正式加入了工作组领导班子（此前似乎也是，但没有正式名分）。6月5日在食堂吃早饭时，有消息灵通者传出了“可靠消息”：王效禹昨天已经到青岛当副市长去了。在一年后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中，王效禹伙同康生的儿子张子石在青岛“造反”，和青岛的“造反派”一起夺了青岛市委的权。随后王效禹秉承康生旨意，又到济南支持“造反派”夺了山东省委的权。1967年5月，“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效禹被任命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等等，当时有“四个第一”之说（还有的说是“六个第一”，不知是哪个）。1969年“九大”时，王效禹还当上了中央委员。王效禹的发迹，显然是从其后台康生那里得到了支持，据说毛泽东还多次接见过王效禹，称他是武昌首义时的黎元洪（估计这不会是谣传）。王效禹主政山东时，在“四人帮”指使下做了许多坏事，1971年被撤销了一切职务。文革结束后王效禹受到清查，被开除党籍，据说在某农场劳动多年，1995年死于原籍益都（今青州）。
工作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叫王崇训，是省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编辑部来的（具体职务不明），他是工作组的笔杆子，工作组的重要简报以及最后的总结都出自他手。因为瓦罐窑工作组是省委领导的“蹲点”单位，需要“出经验”以指导全县“社教”工作，所以编写《工作简报》的工作十分重要。王崇训在文革期间也是山东省的“风云人物”，他紧跟王效禹，成了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的“首席笔杆子”。粉碎“四人帮”后听说也受到了审查，最后结果不知如何。
海阳县是那一年山东省3个“社教试点县”之一，其他两个分别是济宁地区的曲阜县、德州地区的齐河县。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蹲点”曲阜，省长白如冰“蹲点”齐河，书记处书记刘秉琳“蹲点”海阳。在海阳“蹲点”的还有几个高级干部，如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小纪公社）、共青团中央副书记胡克实（在大辛公社）等。海阳工作团的团长，是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历波，他也在瓦罐窑短期住过。“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效禹夺权后，山东省革委“结合”的老干部只有王路宾、王历波二人，而他们都是一年多前与王效禹一起在海阳搞过“社教”的。不过政客王效禹很快就把王路宾、王历波整下去了，一个时期济南满街都是“打倒王王庄”的大标语，所谓“二王一庄”的“二王”，就是王路宾和王历波，“一庄”是庄中一，山东省军区副参谋长，是省革委“结合”的军队干部。
三
瓦罐窑村之所以叫这么一个名字，是因为该村烧制的瓦罐、瓦盆、水缸等陶器远近闻名，村边有许多烧瓦罐的小窑。
瓦罐窑大队的34个生产队分为6个“片”，我所在的是第六片，包括31、32、33、34这4个生产队。瓦罐窑工作组成员多达七八十个人，而一个片却只有六七个人，6个片加起来不到全队的二分之一，另外一半多的人都干什么呢？都集中在“队机关”了，因为瓦罐窑是省委领导的“点”，所以要有一个庞大的“工作班子”，比如写材料的、管收发的、管保卫的、管医疗的、管对外联络的、管接待的等等。反正省直机关来的26个人中，真正下到“片”上的，只有五六个人。上面留的人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集中力量对付村里的大队干部。
按照上级要求，工作队员要与贫下中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最初几天住的一家很穷，炕上的苇席都是残片，房主是一个十分憨厚朴实的小伙子。我住在他家东偏房，因为有厢房挡着，整天不见阳光，屋子很潮，散发着一股霉味。几天后长清的杨玉庆同志来到，叫我搬到他那家跟他一起住。那家也是贫农，是一对年轻夫妇，生活条件好一些。老杨同志大概是因为房主人是少妇，怕不方便才让我去陪他的。我们住的是堂屋东间，他们小两口住西间。
老杨同志是一位很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农村干部，作为一位县委常委，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就像是一个普通农民。老杨工作十分扎实，与社员群众很快就混得很熟，说话也很有风趣，他讲过的一些泰安民间俗谚我至今还记得，比如“庄稼人有三宝：丑妻、近地、破棉袄”，“泰安有三美：白菜、豆腐、水”，“庄户人有三宝：鸡飞、狗叫、孩子吵”等等。工作组开会时他讲话也有特点，每次开口总是“我谈三点意见”。我真佩服他的归纳能力，不管多么小的事，他都能分成“三点”来说；不管多么大的事，他也都能在“三点”中包纳（“三点”实在装不下时，会加一句“我再补充一点”）。在田间劳动休息时，他跟社员有说有笑的，有时还会变几个小魔术，逗大家乐。春节放假前，他告诉我，他和同在瓦罐窑工作组的长清县委书记张瑞周都是带着手枪来的，而且他的手枪就放在枕头底下。我是第一次见识“真家伙”，不过枪一直在他手里他拿着，我连摸一下都不行。春节放假10天回来后，老杨没有把手枪带回来，童辛、王成他们腰上也不见手枪了，大概是“阶级斗争”已比较缓和了的缘故。
工作组队员吃饭起初是吃“派饭”。所谓“派饭”，就是轮流到社员家里去吃，一家管一天。派饭是由队干部安排的，因为工作组要到贫下中农中间“扎根串联”，所以我们要求只到贫下中农家里吃饭，不能安排中农以上人家。当然，轮到谁家，谁家都会做最好的饭给“工作组”吃。那时，海阳农民吃的最好的饭就是玉米面饼子了，多半是吃地瓜、地瓜干。至于菜，好的熬点白菜、南瓜什么的，一般就是一碗蒸虾酱。派到谁家，谁家都会先打听打听前面那家给“工作组”吃的什么，以便自家的标准不低于人家，这一是怕丢面子，二也是怕得罪了“工作组”。记得那一段时间几乎天天中午是大饼子或玉米面发糕，晚上是面条或地瓜面饸饹。用地瓜面压饸饹，是胶东人粗粮细吃的做法，比简单地把地瓜面蒸成窝窝头好吃得多。我们的早饭是和社员一起在地头吃，生产队的男女“劳力”天一亮就集合上山干活，妇女在家做好早饭后，挑着送到山上。这样，“劳力”就可以节省一次往返时间，直到中午再回村吃饭。送饭的都是用一根小扁担一头挑一个篮子，一头挑一个瓦罐，篮子里盛干粮和咸菜，瓦罐盛饭汤或热水。工作组队员在哪家吃完饭后，要交给那家主人1斤粮票、2角5分钱。主人会推让一番，但我们都会按规定交付的。别小看那2角5分钱，对那些生活十分困难的贫下中农来说，就可以解决灯油钱、针线钱了。
这“派饭”好像吃了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后来工作组设立了食堂，我们就集体就餐了。这样虽然有悖于“三同”原则，但也是不得不为之，因为工作组要在村里“长期作战”，天天派饭太麻烦群众了。另外，也可能一些从省城大机关来的干部长期吃“派饭”实在熬不住了。吃食堂最大的好处是我们能敞开肚子吃饱了，在社员家吃饭时，有时明明不十分饱但实在不好意思多吃。食堂的主食多半是馒头，这也是在社员家难得一见的。办起食堂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全工作组的队员很快互相熟悉了，原先大家只是熟悉本片的几个队员，一个大锅吃饭后，七八十个人中就是没有多少交往的，至少都脸熟了。工作组食堂的饭菜标准起初控制得还比较严格，一周只一次“改善生活”（吃肉菜或大包子），后来标准逐渐提高，“改善生活”就是隔三差五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