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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纪事
作者：荣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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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籍就在海阳凤城镇，从小到大我一次没有回过老家，这次已到了家门上，所以我就没有回济南看父母，而是去了凤城镇大爷家，在大爷家过的年。凤城是海阳县的老县城，靠近大海，是一个古镇，镇西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海滩，沙质很好。大爷家是贫农，理所当然地是驻村工作组的“依靠对象”，不过大爷很少对我这个“工作组”谈他们村子的运动情况，平时只是聊些家常什么的。假期过后，我按时回到了瓦罐窑。
七
春节过后再回到瓦罐窑时，村里气氛已大有转变了，至少我们都没有紧张感了。工作组一部分人负责内查外调，落实“四不清”干部的问题，一部分人转入抓生产。像我们这些没有“阶级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大多都去“抓生产”了。
工作组内部气氛春节后也宽松多了，每次集合开会时，大家还会唱唱歌，说说笑话什么的。工作队食堂的伙食也大有改观，记得那年春天，食堂多次吃琵琶虾、扒皮郎（一种鱼名），还吃过两次螃蟹。一大蒸笼琵琶虾热气腾腾地抬到院子里，大家拿着碗上去随意抓，能吃多少可以抓多少，管够。瓦罐窑离海边十几里路，伙房的同志常常一大早赶到海边，买回刚打上来的新鲜海货。那时的琵琶虾5分钱即可买1斤，螃蟹好像也不怎么贵。
工作组抓“阶级斗争”的同志工作进展很快，一些大小队干部的经济问题已经落实，不少人已开始“退赔”了，有的干部“洗手洗澡”后“重新做人”，恢复了职务。3月初，工作团在县城召开了全县三级干部会和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会上县委书记刘光荣作了检查，他的检查比较深刻，态度十分诚恳，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实际上，这次三级干部会是贯彻《二十三条》精神，为大多数干部“放包袱”的，不过在口径上没有一下子放松，工作团还要保持一种一贯正确的姿态，比如在会上一再强调：不要认为贯彻《二十三条》精神就是说前一段错了，也不要认为下一段该松了，我们是有紧有松，有严有宽的，就是对大是大非要紧，对鸡毛蒜皮要松；对不坦白的要严，对主动坦白的要宽，等等。会上还让大队干部作了典型发言，以便起正面带动作用。
三四月间，工作组的工作重点转向“对敌斗争”，即斗争“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工作组在努力向群众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四不清”干部之所以会“蜕化变质”，原因就在于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四类分子”在疯狂拉拢腐蚀干部。另外，据工作组摸底，瓦罐窑全大队21个“四类分子”中有13人常年不参加集体劳动，分析其中原因，多半都是受到了“四不清”干部的庇护。
这一阶段，瓦罐窑工作组在“一线”出头露面的不是童辛、王禹他们了，而是团省委某部的一位副部长刘××。刘是一位敢打敢冲的人，他担任的职务是瓦罐窑大队“贫下中农协会”的指导员。当时省委副书记刘秉琳已很少住在工作组了，王效禹、王路宾等也不大在群众集会上公开露面了，工作组核心人物的工作重点都转移到对前段大队干部所交代问题的查证上。据后来工作组总结公布的数字，计在本村查证312人次；在全县跑了34个村、11个部门，查证71人次；还到即墨、崂山、平度等地跑了39个村、14个部门，查证154人次。查证取得证据计815件。大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较严重的是支部副书记王××、支部委员、大队会计宫××”等。自1960年以来，他们通过造假账、销毁单据等手段，先后贪污粮食4100多斤，现金6700多元，另外还通过“投机倒把”贩卖耕牛和其他物资，牟利7700多元。
5月中旬，我还有幸当了十几天瓦罐窑中心小学的“代理校长”。当时全县中小学教师要集中到县城进行教育战线的“社教”，工作组觉得不能让学生停课，就派我们烟台师专来的几个学生进驻瓦罐窑中心小学去临时顶一段，我被指定为临时负责人，于是大家就叫我“代理校长”了。
进入5月，“四清”已近尾声，工作组除少数领导同志在忙定案等工作外，像我这样的年轻同志就天天等着撤离了。当然不会什么也不干，还要跟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只是多半时间只干半天。我参加干的活主要是“闸山沟”和送粪。所谓“闸山沟”，就是在山沟里砌一些石坝，然后填上土，以增加耕地面积。这样做显然是不利于山水泄洪的，不知道后来这些石坝和人造田保留住没有。送粪是很累的活，所谓粪，就是土肥，送粪工具是独轮车。起初我驾驭不了那种独轮车，一推就歪，后来竟慢慢学会了。
工作组还有几位同志在忙着写工作总结，担任此任的主要是王崇训。瓦罐窑工作组的总结十分重要，因为“点”上工作组的经验是要指导“面上”的社教的。6月5日我们接到了通知——6月10号离村。
离村那天，一些社员纷纷帮我们拿行李，送我们到集合地点。在一起生活了8个月，大家都依依不舍的。当汽车发动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车下忽然一片哭声，特别是一些妇女、老人，哭得十分伤心。我们也都止不住落了泪。汽车走得很慢，许多社员就在车旁、车后跟着，我们一再摆手让他们回去，他们就是不停步。车开出村外老远后，还跟着许多人。于是我们让司机停下，大家下车再一次和社员们一一告别，并且一再要求他们到此止步。我们重新上车后，汽车速度加快了，可是还有一些青年和儿童追着跑，直到汽车在山路拐弯后我们才看不到了。车上，大家心情都十分沉重，不再像来时那样有说有笑了。
继1964年冬至1965年春的这一期“四清”后，全国各地在1965年秋末又搞了一期，直到1966年春末夏初，那一期还没有搞完，“文化大革命”就全面爆发了。毛泽东为“文化大革命”定的调子，跟为“四清”定的调子一样，依然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对当时搞的“四清”运动，现在人们已经在理论上有了清楚的认识。这次运动跟“文化大革命”一样，从总体上被否定了。作为“四清运动”的亲历者，我当然也是极“左”路线的实践者——尽管当时只是一名学生。所以，在我回忆那段经历时，丝毫没有“峥嵘岁月”的感觉。之所以还要记下它，因为他在我人生历程中毕竟是难忘的一段。另外，我这里所记下的，也许会比党史教科书讲述“四清”运动的那些概念化的文字更具体一些。而且，作为个例，它是百分之百真实的。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