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四清”纪事
作者：荣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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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按照两个《十条》的要求，“四清”首先是“清经济”，即整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的问题。工作组的工作方法是，先在贫下中农中扎根串联，发动群众揭发问题；然后与“四不清干部”正面接触，责令他们交代问题、发动群众公开揭发批判；最后是“四不清干部”经济退赔、接受组织处理。
工作组进村时是10月末，秋收还没有结束。瓦罐窑大队种的2100亩地瓜，才收了不到600亩。为了保证在上冻前把地瓜全部收回来，工作组进村后首先抓秋收工作，工作队员全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带领社员抢收地瓜。
白天干活，晚上我们还要到贫下中农家去“串联”。一般都是从拉家常开始，然后转向了解干部的情况、地富反坏的情况。我们晚上的串门，显然是受到了队干部的注意的（甚至可以说监视）。记得我第一天到贫农丁国信大爷家时，刚交谈不久，就来了一个人。他上炕后就跟丁国信大谈自己1942年入党，是二等残废军人，1958年如何带领群众修水库等等。我知道，这些他都是说给我听的，但他不是本小队的人，我不认识。等他走了，丁国信大爷告诉我说，他是大队的支部委员兼一队的队长。此人刚走，34队队长的母亲又来了，她拿了一把擦瓜干的刀子让丁国信帮她磨刀。丁国信告诉她磨刀石在外屋让她自己去磨（也是提醒她家里有客人，自己不便分身）。她就是不走，在里屋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言谈中明显有为她当队长的儿子摆好的意思。第二天与其他同志碰头时，王清溪同志说昨晚他在某户串联时那位一队队长也去了，论时间好像是从我那里离开后又去了那一家的。可见村里许多干部也是在摸工作组的底的。有的生产队有干部威胁贫下中农、不让贫下中农向工作组讲真实情况的，不过我们片4个小队还没有发现类似情况（不一定没有，只是没反映到我们这里）。
工作组进村后不久，11月3日召开了一次全村党员、团员大会，会上组长童辛讲话。他是南方人，讲的话连我都有时听不太懂，但他讲过一段后问大家：“大家听懂了没有？”会场上齐声说：“听懂了！”可是他再问“刚才我都讲了些什么”时，场上却鸦雀无声了，谁也不敢出来回答。童辛讲话后让大家自由发言讨论，结果也是没有一个发言的，场面十分尴尬。可见靠一般的大会发动，是根本不行的。
我在片里负责青年工作，一次召集团员和青年开会，会前大家有说有笑的，但号召揭发问题时，却都一声不吭了。于是，以后我们尽量少开大会，只是有针对地找一些人开小会。
工作组领导经常召集我们开会，通报各方面情况，介绍有关工作经验等。在一次会上，“王禹”介绍了他“舌战群儒”的一段经过，他讲得十分生动，整个过程简直就是一篇小说。大体情况是这样的：瓦罐窑大队有一个“林业队”，“林业队”的任务是“看山”（实际上就是负责村里的治安），老百姓也叫他们“看山队”，其成员多是转业复员军人和伤残军人。“林业队”的人不参加生产队劳动，记的工分却比一般社员高，再加上他们大多对革命有贡献，都有些“老资格”，所以许多人都有一种优越感。据说有些公社、县里的干部来瓦罐窑，他们都不放在眼里。“林业队”有的人作风比较粗暴一些，对一些小偷小摸等有时会打骂，甚至施加比较严重的体罚。工作组进村后，群众起初反映最强烈的就是“林业队”的问题，于是工作组就宣布解散了“林业队”，让他们各回生产队劳动。这一举措无疑损伤了“林业队”那些人的利益，于是他们在一次会上对王禹进行了“围攻”，责问工作组为什么要解散林业队等等。他们的理由是，村里群众太落后，没有“看山的”不行，管不严也不行。王禹对他们的“理论”一一进行了反驳，最后说：“你们这些看山的成了一群打手，狗腿子。你们说群众落后，实际上你们最落后，哪有不干活拿工分的？”其中一个叫聂×的人向王禹摆起了“老资格”，说“我在部队上就是副营级干部”等等，王禹问他：“你看我是什么级啊？”聂×不知底细，不敢回答。在场的还有一个王××，原先的部队恰巧就在渤海区，从“王禹”的一脸大麻子想起，此人正是当年渤海区的一个“大干部”。王××赶紧示意其他人打住，一伙人慢慢地收敛了些，最后纷纷表示“服了”。
12月3日，瓦罐窑村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第12生产队的会计王玉沼自杀了。他是在人们吃早饭时，躲到场院旁的场屋里将腰带栓在窗棂上，跪着上吊自杀的。据事后他们队的社员讲，当天早上就看着王玉沼神情有些不对头，在场院转来转去的。社员们在场院分完草（当地称各种烧柴都是“草”，如玉米秸等）后都回家了，只有他没走。等到大家饭后回来时，他已经死了。我不知道12队的工作组是怎样对待王玉沼的，但显然是对他施加了不小压力，加上此人天生胆子小，对运动前景摸不准，便走上了绝路。实际上据后来查清的问题来看，他的经济问题并不大，与一些大队干部的经济问题相比，简直算不上什么。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成了“四清”运动的牺牲品——人死了，还落了一个“抗拒四清运动”的罪名。
五
在“扎根串联”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社员群众对工作组和“四清”要搞什么逐渐了解了，揭发出了一些干部贪污多占、作风粗暴的问题，随着工作越来越深入，最后终于“井喷”了。
那是在进村两个月左右，12月23号，工作组召集部分贫下中农、中农骨干、青年骨干在宫家家庙开会，会议内容是由大队干部自我检讨，交代问题。会议是由新当选的贫协主任主持的，工作组童辛、王禹坐镇。会上大队支部书记第一个作检讨，检讨很一般化，也太啰嗦，大家听得有些不耐烦，不过倒也没有惹起众愤。第二个检讨的是大队支部副书记，此人平时工作作风比较粗暴，曾多次打人。他在检讨时虽涉及到了打人问题，不过显然大家很不满意，有一个老大娘打断了他的检讨，诉说了他曾经吊打她的儿子的事情：1961年闹灾荒时，她儿子曾私拿了队上的几个玉米棒子，被此人发现后吊在大队部房梁上毒打了一气。这位大娘说到伤心处时不禁声泪俱下，会场上气氛一下子凝重了。接着又有几个社员起来控诉他，检讨会一下子成了斗争会。眼看晌午了，人们还不想停下。主持会议的童辛、王禹等商量了一下，决定下午继续开，会场改在学校操场，由部分骨干分子会扩大到全村社员会，愿参加的社员都可以参加。
下午开始仍由那位副书记继续检讨，群众在他检讨后又控诉起来，主要还是打人、污辱妇女等问题（据运动后期落实，此人1960年以来曾吊打社员11人次）。会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了。他起初是站在桌子后面检讨的，这时忽然有人提出“不能让他跟作报告似的，给他把桌子搬开！”贫协主任就过去搬开了桌子，这样他就彻底“暴露”在了群众面前。不一会儿，就有人冲到了他面前，指着他的鼻子哭诉起来。组长童辛怕群众控制不住情绪，出现武斗现象，忙宣布发言的人都只在原地发言，不要到前面来，同时及时宣布：由于时间问题，先让这人下去，下面让大队长×××上来检讨。夕阳西下时，主持会议的贫协主任说：“天不早了，今天的会是不是先开到这里？”群众不愿意，要求继续开，有人说：“叫老婆回去做饭，汉子别走，接着开，开到天黑也不要紧。”为了保持群众被发动起来的好势头，童辛宣布，会议明天还继续开。这样大家才散去。
第二天依然是斗争会。当大队团支部书记兼民兵连连长检讨时，会场气氛又紧张起来了。此人工作作风也十分粗暴，打过许多人（据运动后期落实，瓦罐窑大队民兵连和看山队共打社员100多人次），所以群众意见很大。他上场检讨时起初倒背着手的，惹起了大家愤怒，纷纷高喊叫他拿出手来，放老实些。群众发言中有人提到他的“根子”是公社团委书记沈××，要求把沈××提来。我见童辛和丛生、王禹等商量了一下，随后有几位工作组队员离开会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