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2期
谁在为我们祝福
作者：熊正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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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几天,徐梅就那样斜靠着床头,垂着眼睑看着她的肥胖的青色的脚,除了偶尔轻轻叹息一下,几乎不发一声。而平常她的唠叨简直可以杀人。一个满腹怨气又不习惯沉默的人的唠叨是片无边无际并且冒着黑汁的泥沼,是一把钝锯或者一架磨床,反正就是让你觉得没法活下去,末日已经到了,你恨不得揪光头发,掐掉一块皮肉,你最想做的就是撕掉两只耳朵。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一个没有耳朵的人是多么幸福。还是在读小学时,我就在一篇作文里写过类似的句子,那篇作文的题目是《我的母亲》。我在文中这样写道:我妈是一只啄木鸟,她把我当成一根长了虫子的树干,我最想要的就是一把剪刀,我想把我的耳朵剪掉。
我的耳朵突然享受了一种清闲,我简直可以听见灰尘流动飘落的声音,但我却一点也没有感受到某种幸福。我的耳朵紧张地竖立着,像一只进入陌生之地的兔子那样惶恐不安。我知道静寂不会长久。我就这样张着耳朵等了几天,终于等到了徐梅的一声哭泣。
一切都不同于以往,以往她一哭便是哭诉,是唠叨的另一种形式;而现在哭就是哭,哭得非常纯粹。如此纯粹的哭泣对于我来说同样是一种陌生的感受。我觉得我并不喜欢这种感受,她的抽噎太尖锐了,她不把哭声全部放出来,而是把哭声憋在喉咙里,让它们一点一点往外挤,呃呀呃呀---使人想到恐怖片里某一扇悠来荡去的门。她呃呀呃呀了许久,具体多久我说不清,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世纪,后来总算慢慢停了下来,一切复归于沉寂。几乎又是一个世纪之后,我听见她叫我,我怀疑是不是听错了,她的声音虽然不是珠圆玉润,但也不至于如此苍老干枯。
小弟,你---
她忽然又停下来,把我悬在那儿。我知道她心乱如麻。等了许久,她才又说,你看,要不要请你大舅来一下?我装出满脸迷茫,说,我不知道,什么事呀?她剜了我一眼。她的眼睛又红又湿,但剜起人来依旧锋利无比。你真像刘义,她说,你跟刘义一个德性,算了,本来我想请你大舅来喝一杯酒,现在想想还是算了,再说他也不见得会来喝我的酒。
我在我们学校对面的一幅广告上看见了我二姐刘银娣。
我们学校在上下风区的中间地带,灰尘和烟气从我们头顶上向东南飘移,我们在它们下面走过斑马线。刘银娣就在对面公交车站的广告栏里朝我微笑。我用脚点住了车,接着我愣了很久。我怎么也想不到她会被印在一张广告上。全市有许多公交车站,每个站台上都有这种广告栏,所有广告栏里张贴的广告在某一段时间内都千篇一律,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二姐刘银娣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着全市人民微笑。我在她的微笑面前感到了一种迷惘,她的白眼到哪儿去了呢?是谁使她终于肯用正眼看着我们?
与她同在广告栏里的还有一幢住宅大楼和一辆小轿车,她在中间,她的背景是一圈又一圈无线电波,广告词说,××寻呼,沟通你和我。广告商无疑看中了刘银娣的眼睛。那真是一双无与伦比的眼睛,尤其是不翻眼白的时候,清澈妩媚含情脉脉。
据说在那段时间里有不少人工台的寻呼小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性骚扰,这种事情一般发生在深夜,骚扰者猥亵而露骨。有一张晚报曾报道过此事。我不知道这是否和刘银娣的微笑有关。那时候刘银娣正在打官司,她状告广告商。这似乎是一种很流行的做法。她说她根本没有做过任何广告,也没有过任何这方面的签约,广告商盗用了她参加某次选美大赛时的照片,侵害了她的肖像权等等,她要求广告商公开向她道歉并且支付相当数额的赔偿。如大多数类似官司一样,这场官司也不了了之,一份小报说原被告在某些方面消除了误会,最后达成共识。一些日子以后,我又在另一则广告中看见了刘银娣,这一回是本地电视台做的直销广告,内容是一种丰乳药物,镜头将刘银娣推到了观众眼前,几乎要碰着人们的眼睫毛。刘银娣穿得很少,少得不能再少,很形象很具体地向人们展示了她使用该药物之后的丰隆。
现在我先说一条狗。
那条狗叫大灰,徐梅曾经对它寄予厚望。徐梅养它完全是因为听说我大舅养狗赚了钱,其实我大舅是赚是赔只有天知道,他在狼狗都快没人要了的时候养了一条母狼狗,而且十有八九是杂种,母狼狗下的崽更是杂种的杂种。但我大舅斩钉截铁地说他的狗崽绝对纯种。他动员他妹妹也养一条狼狗。他对徐梅说,最好养一条公狗,公狗配种比母狗下崽更赚钱。他说你想想啊,母狗下一窝崽的工夫公狗可以配多少种啊。徐梅便蠢蠢欲动。刘义说这么屁大的地方,养人都紧巴巴的,还养什么狗?徐梅说怎么没地方?她把狗抱到现在我们在城东住的这间房子里,那以后这儿就成了一个狗窝。徐梅像侍候老爷一样侍候这条麻灰色的小公狗,小公狗长成大公狗以后胖得路都走不动,整天懒洋洋地塌着沉重的腰肢,幸好狗市早已凋零,它无种可配,否则真要难为它。
塌着腰肢的大灰后来归了一个名叫青皮的人。徐梅如送走了瘟神般地舒了一口气,但是狗账还没清,她还欠我大舅二百元狗崽钱。她决定不还这笔钱,她要赖账。她说我要是认账我就是天下第一蠢货。我大舅嘿嘿地笑着,他说他只不过随便提提,认什么账呀,没账。然后我大舅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我大舅也喜欢喝酒,和刘义坐在一起就像一对亲密的酒友。
徐梅对刘义说,以后他来了你就往床上躺,你就说你病了。刘义病了两次,第三次我大舅看见刘义走向那张床就笑了,他说妹夫呀你又要病吗?刘义很尴尬,不好意思躺下去。徐梅说这有什么,该病就病,躺下吧。然后她对我大舅说,是我让他病的,我对他说,只要我哥来了你就病,不病自己负责,他自己喝从乡下弄来的土烧,他负不了这个责,所以他不能不病。她一边说一边搓洗衣服,眼睛盯着自己沾满泡沫的手。那一次我大舅不好下台,他说那就病吧。他把脸拉得很长。他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来过。
一条狗使徐梅损失惨重。她算了一下细账,狗吃的牛奶牛肝牛肺加上我大舅喝的酒,少说也使她丢掉了一台洗衣机,所以她一洗衣服就骂我大舅,她说这个南霸天!南霸天是谁?后来我在一部爱国主义影片中认识了这个人,我发现我大舅确实长得很像这个人。
徐梅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把南霸天请来。她的那条腿从小腿肚子开始一直到脚趾头都肿得肥胖透明,她只能拖着它靠在床头上。她没有别的人选可以考虑,除了我大舅我们家在这个城市里也没有什么别的亲戚。我去请我大舅的时候是黄昏,他住在城东和老河桥之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你是谁?他很困惑。我说大舅,我是小弟。啊啊啊,他像唱歌一样仰着头啊着,小弟,啊啊,小弟,大人了嘛,有什么事吗?啊,小弟。我说我妈请你去喝酒。这时候我发现大舅确实很聪明,起码比徐梅聪明,他一眼便看穿了徐梅的骗局,他说这么多年了你妈会好好的想起来请我喝酒?不会吧?是有什么事吧?我摇摇头,我说真没什么事,她就是好好的想起来请你喝酒,她说哎呀你大舅多少年没来啦,你去请他来喝酒吧。我用的是重复谎言的办法,大舅显然没有防备这一手,他开始将信将疑,我又说,我妈还说要是大舅不肯来你扯也要把他扯来,你别怕他是你大舅,大舅你不会要我扯吧?我大舅还是聪明,虽然跟我走了,但还疑疑惑惑,他一边走一边说,小弟你很会说话,大舅这是看了你的面子,其实大舅早就不怎么喝酒了。
站在我家门口我大舅感到一阵愕然。我家看起来就是一条短促的巷子,在两张床铺之间横着一条铁丝,铁丝上挂着布帘。现在布帘没拉上,徐梅在里面一张床铺上歪着,小茶几上摆着几碟菜和一瓶酒。日光灯很亮。徐梅脸上浮着一种灰色,因为几天没有梳洗,头发乱得像一个鸟窝,一条粗肥的腿从皱巴巴的裤管里捅出来,使人感到触目惊心。坐吧。她对她哥说。声音似乎也有些浮肿。我大舅就像把屁股放在针毡上一样放在一只凳子上。徐梅又对我说,小弟你去玩你的吧。我出去的时候我大舅的目光一直跟着我,我看到这个被叫做南霸天的人的目光竟显得那么神魂不定可怜兮兮。
我走出小巷,蹲在那儿看着街面,因为眯着眼睛,我的视线是小角度的,进入我的视线的大多是车轮和腿。我旁边是一家酒店,再过去是西饼屋,灯光像瀑布似的透过大玻璃往外泻。我看见我大舅的腿从我面前划过去。我不知道这是他的腿,但我觉得有点眼熟,我把视线抬高,结果我看见了他的背影,他快要走过穿红衣服的酒店门僮身边时,我叫了他一声,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走得更快。我没有再叫。我还蹲在那儿,眼前依旧是车辆和腿,非常稠密,就像一座移动的森林。
后来我的腿麻得站不起来。麻是一些密匝匝的蹦跳着的灼热感觉,我不知道骨头和肌肉在哪儿,只剩下了这种感觉。我干脆坐在地上。我又坐了很久。回家后看见徐梅还那样靠着床头,酒和菜原封不动地摆在茶几上。
他走了。徐梅说,他说去买一包烟,可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他肯定走了。
我说是走了。我又说我看见他走过去。我后一句话真不该说,也许前一句也不该说,如果我知道徐梅已经快要崩溃的话,我决不会吭声。可是我已经说出来了,我看见徐梅的眼睛鼓了一下。你看见他走?她说,你看见他走为什么不叫住他?我说叫回来干什么呢?徐梅歪着脸反问我,你说干什么?这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了,她用双手撑着床把身体挪过来,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我没办法我可怜我找不到谁帮我,找到一个还买烟买走了,听完了我的话就走了,什么都知道了就走了!她一点一点地疯狂起来。她顺着自己的话往下滑。早知道我说什么呀,我这张嘴不是嘴,不是嘴!她说着啪的一声抽了自己一个嘴巴,接着把另一只手挥起来又抽了一个。她左右开弓,像抽别人一样痛快淋漓,响声清脆薄亮。我目瞪口呆心惊肉跳。我想不到一个人可以这样掼自己的耳光,可以对自己这样心狠手辣。
我企图抓住她的手。我说你的嘴已经流血啦。她说你放手,你让我打,我不打它它不长记性,天大的事都是自己的事,谁让它乱说?我不打得它记住我不罢休!
大约就在这些日子里,我大姐刘金娣去了另一座城市。也许我这样说不准确,应该说她离开了我们的视线,她说她去了一个更往南的城市,去向和风向一致,她给了我们一种随风而去的错觉。她用一张明信片完成了她的花招,这张基本上没什么内容的明信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蓝色的邮戳印鉴,据此我们相信她已在另一座城市。后来我们知道,她其实还在我们这座城市之中,或许真的离开过,但不久又回来了。她虚晃了一枪,成功地从我们(主要是徐梅)的视线中消失了。
在徐梅抽自己嘴巴的第二天下午,刘义来到了城东,他说是我大舅叫他来的。我大舅对他说,徐梅要疯了。他来了以后看见徐梅没疯,虽然脸颊红肿头发散乱,但他看见她的眼睛就知道她没疯。他自己找了一只凳子坐下来,他说你哥什么意思?好好的说你要疯了。接着他想问候徐梅的腿和脸,他伸出一根伙夫的油腻腻的指头,说,怎么啦?
徐梅不理他。徐梅突然说,你知道你女儿在做鸡吗?刘义犹豫了许久,点点头。徐梅的目光一下子飘忽起来,脑袋往左偏一下又往右偏一下,忽然发出一声尖叫。这么尖厉的声音从一张肿胀的嘴巴里吐出来真是令人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是徐梅居然灵巧得像一只猴子,拖着一条肿腿纵身一跃,把刘义扑倒在地。现在刘义相信徐梅疯了。徐梅的指甲和牙齿无所不在,刘义很快就成了一名伤员,不断地发出受伤的声音。他说你疯啦。他把徐梅滚到下边,捉住她的手用力压着她。他的脸伤痕累累。我有什么办法?嗯?他对着徐梅的脸说,我没有办法,没法说她,我拿什么说她?他想让徐梅安静下来,但是徐梅不停止挣扎,他开始粗声喘气。他说再说我知道了已经晚了,她上了路啦,这种事一上了路就没办法啦。徐梅啐他。徐梅说,世上死了那么多人怎么你还活着?我要是你我就吃老鼠药。
那天下午我家里成了一个兽笼,到处一片狼藉。刘义总是想逃但难以逃脱,他被徐梅捞住了一条腿。徐梅抱住那条腿张嘴就咬,刘义一条腿和半截身体弓在门外,我放学回家时看见的就是这样一幅情景,刘义仰着破脸像一匹狼那样惨嚎。
我很小的时候,徐梅就对我说,你是一个债,你明白什么是债吗?我摇摇头。她说,你还不懂,可你就是一个债呀你。
这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逻辑,她说她的婚姻就已经非常不幸,而我的到来则使她遭受了更大的不幸。她本来应该把这笔账算给早已入土的刘老七或者是刘义听,而不应该算给我听,但她偏偏只算给我听。她有她的理由。她的意思是原来的不幸还仅仅在精神上,而现在的不幸却是物质的有形的,是全方位的,比如长不了工资,分房没份等等。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她说。她不厌其烦地跟我说这些,把我作为一个倾诉对象,我渐渐明白了她的推理和演绎,明白了债是怎么一回事---沉重得像山一样---明白了自己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小债主,同时也是一个与生俱来的负债人。我远比我的同龄人更为深刻地懂得了物质先于精神这一辩证原理的朴素品质。
由于一切都因为我而变得沉重起来,变得可感可触坚硬锐利,所以徐梅最初的错误就显得不大重要或者微不足道。我使用错误一词也许不大恰当,似乎过于偏向徐梅的立场,对刘义有失公允。有一次徐梅试图检讨自己,她说我当时怎么那样轻率呢?刘义立即说,你一点也不轻率,你考虑了差不多有半年,你填那张表的时候高兴得像一只叽叽喳喳的麻雀。刘义提到的那张表在他们缔结姻缘的过程中是个关键细节,徐梅由此而结束了知青生涯。但是徐梅不愿意提起那张表,她厉声说,刘义你最好别提什么表,那是卖身契,只不过变了相而已,提起来我就伤心!她确实显得很伤心,她说不就是因为我目光短浅意志薄弱受不了诱惑吗?要不你和你们家的腐败贫农刘老七怎么可以得逞?刘义愤愤不平,摇着头说,你真是个过河拆桥的人。徐梅说拆桥就拆桥,我早就想拆桥,我不能卖在你们刘家一辈子,就算那真是卖身契,我也能把自己赎出来!
他们的离婚事宜就这样被提了出来。整个故事从头到尾没有什么新奇之处,陈旧不堪淡而无味,据我所知,以往这样的故事遍地皆是,俯拾即是。惟一新鲜出奇的地方是他们接下来的对话。我可以记不住他们所有的话,这两句话我不会忘记,它们简短明白,干脆利索,就像拍卖会上的槌子,让你没有理由忘记它们。
我记得刘义当时似乎笑了笑,他说,真是那么回事,你怎么赎?
徐梅指指我,说,这还不够吗?我企图摆脱债的感觉。我想没有人会喜欢这种感觉。生物课告诉我,一粒精子和一颗卵子相遇,我们的生命就算是开始了。就这么简单,我们不需要替谁负什么责任,也没有任何债务关系。但我只能停留在理论上,我做不出那种凡事与己无关的轻松姿态。我发现我要摆脱的不仅仅是某种感觉,而是芯片---像一个探索者把芯片植入动物体内一样,徐梅把她的语言和由语言传递的情绪植入了我的体内。我无法清除它们。我惟一可以聊以自慰的就是那个下午,我没有理会他们的战争,只是看了他们一阵子,然后侧着身体从惨嚎着的刘义身旁走过去,又横跨徐梅因为衣服翻卷而裸露的一截腰肢,软耷耷地倒在自己床上。我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一切都和我没关系。一切。没有关系。
刘金娣的明信片上的图案是一只鸟,有点像鸽子,但也可以像别的鸟,比如麻雀。也就是说那是一只抽象的鸟,表现了自由和飞翔。纯白的底色可以理解为无限的天空。不知道她为何要用这样一张明信片,当然她也许根本没有挑选,而是随便填写一张。她写道:这里的风很干净/你们在吃午饭吗?这简直是诗。现在我的一位师兄就天天写些这样的诗,并且附以一种深刻忧郁的神情。相比较而言,我大姐刘金娣的写作状态就显得非常轻松。大约在正午时分,她刚刚像一个旅游者一样感受了那儿的风和空气,然后就用一支被一根污黑细线拴着的圆珠笔随意写了两句。她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不想让没有鸟的那一面显得太空旷。
徐梅收到这张明信片的时候脚还没有完全利索,她先是盯着那只鸟,又把它翻过来,看那两句话。她把它们念出来,什么意思?她说。接着她又看邮戳,念邮戳上的字,包括年月日,最后她还是看着那只鸟,说,她就是跑到天边我也要把她找回来。
她真准备去找刘金娣。我觉得这无异于大海捞针。我对她说你这是大海捞针。她像看那只鸟一样看了我许久,说,你是个冷血动物,你们刘家一代一代都是冷血动物。我提醒她我不姓刘而是姓徐,她斩钉截铁地说,可你还是刘家的种!我不再吭声,也不想跟她讨论血缘问题,关于这一点,解释权当然在她那儿。我当然也不是要干预她的行动,只是那么说说,但我忘了跟她说话有多么困难,她总是像一只没头苍蝇似的,嗡嗡嗡到处乱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