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2期
谁在为我们祝福
作者：熊正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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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皮临走时说,徐梅,你变得不愿意说话了,我坐了这么久,你只说了两句话。
徐梅的回答还是叹一口气。她说,唉---
我曾经以为,倘若徐梅学会了沉默,太阳一定会从西边出来,然而现在太阳照旧东起西落一如既往,一切都没有发生变化,但徐梅却像掐断一条溪流一样掐断了自己的倾诉和唠叨。我没有深究过其中的原委,现在想起来大约只有两件事情,首先是刘金娣,其次是她自己。她的工作丢掉了(她的工作与任何学校无关,虽然她骗过一名小男孩,说自己是位老师)。丢掉工作的原因可以有很多,在此不必细说,反正在像她这一类的人群中,丢掉工作是一件较为普遍的事情,既然普遍,就不16 中篇小说
足以使她发生如此重大的改变。我觉得或许还是与刘金娣有关,她在那座城市里寻找刘金娣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行走,孤独的很茫然的行走,市廛之声虽然纷繁披复,而她感受的绝对是一种空旷和静寂。城市如同沙漠,眼前的情景只是海市蜃楼。我这么说似乎有一种凄美的味道,但很可能就是这样---在一种颇有些凄美意味的行走中,徐梅不知不觉地来到了自己的另一面。
现在我的情形就如一个正在桥上走着的人,忽然发现桥不见了,脚下毫无依托,一片虚无。于是我像陷入深渊一样陷入了静寂,它们像潮水般向我涌来,我发现它们首先是黑色的,黑得一塌糊涂躁动不安;接着我就感到了它们的重量,它们既沉缓又不容分说地压下来,你觉得自己快要瘪得只剩下一张皮的时候,才会发现它们的存在。我从小在徐梅的唠叨里长大,面对蜂拥而至的静寂我除了惶恐毫无办法。现在我想起那些事就会感到一阵迷茫:所有的问题都以一种非常物化的形式凸现出来,尖利得如同枪刺,作为一个尚未成人的少年没有被完全刺伤,惟一解释的可能就是我天生皮厚,而且厚如铠甲。
我把刘金娣给我买的随身听翻出来,我不听磁带,听广播。我只需要声音。我又发现这些声音救不了我,徐梅不在家时还好一些,可如果徐梅在家,我就觉得不对劲,尽管我耳朵里灌满了声音,沉重的、黑色的静寂依然如期而至,它们跟着徐梅回家了。或者说徐梅本身就是一种静寂。她垂着眼睑走进走出,做饭,洗衣服……无论她干什么,我的感觉都是一种压抑,一种深刻的不安。我无法进入任何一门功课。这真是有些悲哀。具有某种宿命色彩。但我内心非常清楚,我忍受不了静寂,也同样忍受不了唠叨,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我失去了依托,我空虚迷惘。我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无端地发脾气,见什么踢什么,门或门框,凳子桌子,有时候是床。能踢的东西不多,但我可以重复地踢一件东西,比如一只比较结实的小凳子。
徐梅说,有本事你把房子拆了,反正都活得不耐烦了,拆吧。
我当然没有本事拆房子,但是我说,你看我会不会拆!
她抬眼看了看我,扭了一下嘴角。我以为她要骂我。她骂我的时候会不断地扭嘴角。但是她没骂,她说了一句话,让我愣了半天,怎么也转不过弯来。
---把你的随身听给我听听吧。有谁能转一下这么大的弯?即使绕地球一圈也未必能转过去。
我问徐梅,你要随身听干什么?是不是想没收它?
徐梅说,没事,想听听。随身听被她拿走了。我连随身听也没有了。我一无所有。我只好把电视打开,一边做功课一边听电视。徐梅居然不干预,她被一条热线迷住了。后来我查过广播电视报,在那个时段有一条热线,栏目叫做心灵碰碰车或者别的什么,虽然不伦不类,却企图充溢心灵诊所,为灵魂疗伤。
不管怎样徐梅现在由一个倾诉者变成了一个倾听者,从心灵诊所开始,广泛的倾听对她或许有些好处。可她也可以看电视,电视更为直接,然而尽管电视就那样开在那儿,我们却没有谁去看它。这真有点滑稽,但我们都不觉得滑稽。我们什么也不觉得。我们那时候都很麻木。大约就在那时候,我二姐刘银娣在为一种丰乳药物做电视购物广告。一开始我没有看到广告,只是听到了两个字,那两个字以一种撞击的方式进入了我的耳朵,之后它们便不停地撞击,我的注意力无可挽回地溃散了。我要看电视了。我由听电视变成看电视了。
那两个字是乳房。很平常的两个字,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就不那么平常了,经历过我那个年龄的人大约都能理解,我的行为跟纯洁与否毫无关系。徐梅没有看电视,她戴着耳塞正在接受治疗。她错过了一个重新认识我二姐刘银娣的机会。广告很长,在画面上出现的不止刘银娣一人,好几个女孩轮番将胸脯耸到我面前,她们的欲盖弥彰的乳房都显得肥硕丰隆。虽然广告拍得很差,其水准如刘义床头上那些乡村艺人的涂画,但如此坦白如此写实却是其它节目所不能比拟的。我在它的帮助下得以从静寂中脱逃。我17 特别推荐
忘了许多东西,我忘了它们那么它们就不存在了。存在着的是另外一些东西。我不知道这些日子能不能称之为我的觉醒时期,我的那位喜欢写诗的师兄笑话过我,他说一个广告就让你启蒙啦?然后他说他十六岁就看了法国毛片,接着就热爱诗歌。
我没有热爱什么。那个广告天天都赖在屏幕上,后来又是一个关于胸罩的广告,刘银娣依然在画面上。我开始烦这些广告。我不是一个很不自觉的人,我意识到这毕竟有些委琐。我换了频道,最后干脆把电视机关掉了。我不再需要它的聒噪。迄今为止我仍然不怎么看电视,我认为没有比电视更无聊的东西,虽然它帮助我度过了危险时期,但我并不想因此就说它非常有意思。如果这算一种偏见的话,较为隐秘的原因就是我不愿意正视自己曾经的委琐:一个贼眉鼠眼朝着与女人胸脯有关的广告瞟来瞟去的少年就是我,这无论如何有些丢人。
我二姐刘银娣以后就老出现在一些这样的广告中,不是丰乳就是减肥或者塑身衣裤,当然主要是丰乳,这一类广告绵绵不绝。刘银娣几乎可以算得上一位丰乳明星。她的眼睛依然很漂亮,笑得依然很妩媚,而且从不翻白眼,但现在广告商看中的显然不是她的眼睛,而是胸脯。她的胸脯跟她的眼睛一样出类拔萃,具有相当的号召力。
然而对于刘银娣的这一切徐梅一无所知,她甚至没见过公交车站上的寻呼广告。许久以来她都没有看过电视,走在街上也不往两边看,即使看了也跟没看一样。她神情恍惚目光茫然,一幅小广告进入不了她的视线,她也不会想到刘银娣就在广告上面。没有谁提醒她。我也没有,具体原因我至今还说不清楚,我只能说大约与心情有关,那时候我们的心情都很不好,一个心情不好的人对着另一个心情不好的人,除非是非说不可的话,否则便懒得开口。
我已经基本上适应了静寂。整个过程还比较自然。我的脱逃只是暂时的,最终还是要回到静寂中来,它就在那儿等着我。凭借一个广告脱逃是整个过程的关键,如果静寂也能算作一种物质的话,那么它的附着物---颜色和重量---已在那时候悄然而去,我感觉不到它们了。现在我对于静寂简直到了入迷的地步,我讨厌一切声音,包括人的声音。我甚至学会了哑语。我的女朋友就是一个哑女,我们愉快地相处了半年,最近才分手,原因是她觉得我不正常。她用优美的哑语对我说,你不是一个正常人。她还对我说,她很想帮助我,但又觉得我跟她在一起只会使我更不正常。她的意思是为了我她忍痛割爱。她很固执,你拿她没有办法。分手的时候她对我说,忘了哑语吧。
心灵碰碰车果然不是一个合格的心灵诊所,徐梅显然越来越颓丧就是一个例证。她终于把随身听还给了我。当天晚上,我没有调台也没有动波段,戴上耳塞听完了这个节目。是个大杂烩。我听来听去听糊涂了,不明白徐梅到底听的是什么。无论对心灵还是对情感,所有的语言都显得华丽而轻飘,动不动就来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发现这句话被重复的次数特别多,可是徐梅总不会听广告或寻人启事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徐梅自己便可以开一家心灵诊所。
今年秋天---现在就是秋天,那么我说的就是现在---我去看望过徐梅。我不常在秋天去看望她,一般是夏天或冬天,那时候是假期。我发现这一次她情绪比以往要好一些,或许是秋天的缘故。她对我说,你胖了一点。她裹在囚服里边,脸色有些微黄。我突然问她,那回你用我的随身听听什么呢?都听了差不多半个学期。她把脸抬起来。她老得很快,脸上的皱褶越来越密。哪回?她说。真是往事如烟,虽然这件往事就在身后不远,可她回忆起来仍显得很吃力,我只好提醒她。我说就是我上高二的时候,你不是每天都听一个什么节目吗?你听的是什么节目呢?徐梅终于想起来了,她说哦,你不说我都忘了,我听了什么呀,我什么也没听。我说那你是干什么?她摇摇头,叹了一声,说,我给金娣点了一支歌,我想她万一从那儿回来了呢?你说是不是?我一阵愕然。至于她点的是哪一支歌,我就没必要问了,无关紧要。回忆这些事情似乎使她很累,她神色呆倦目光空泛,然后便陷入了沉默。
一个人千万别自作聪明,有些事情原本很简单,比如徐梅为什么不到电视上点歌呢?对于徐梅来说,便宜是惟一的选择,哪怕只便宜一块钱。关于这一点也许让人不好理解,但这没关系,作为徐梅的儿子,我理解得非常深刻。
我对徐梅说,你还需要随身听吗?下次我给你带来好吗?
徐梅说,好吧。她把一只手抬起来,摸了摸我的脸。她的指尖又干又凉,如同眼下的这个季节。
关于刘金娣,我知道的非常有限。我指的是在她作为一名坐台小姐之后,而在此前,她的履历很简单,从小学到初中然后是高中。她上的是一所普通高中。普通高中的学生怎么说都有点像一群快乐的羊,至于为什么快乐以及快乐得是否彻底,似乎无须细说,我们只需知道,真正意义上的快乐离他们很远。当然也许在别人那里情况稍有出入,但在刘金娣这里,快乐是一块夹层饼,滋味比较复杂。临近毕业时饼已经吃完了,即使是滋味复杂的快乐也荡然无存。
闷在阁楼上睡了一些日子之后,刘金娣抓着满身的痱子,灰灰地说,他妈的。然后就穿着徐梅穿过的衣服上街找工作去了。她获得的第一份工作是酒店服务员,两个月以后又成为一家服装专卖店的店员。这一回做得要长一些,大约有三个月,每天像一棵树似的站在那儿,但最后还是跟老板吵了一架,原因好像是她在为顾客准备的椅子上坐了几分钟,这几分钟不但使她丢掉了工作,还差一点连押金都拿不回来。再往后刘金娣还做过一些别的工作,但都不长久,我想也用不着一一细说,反正她翻来覆去所能干的就是那些,除此之外,只能是坐台小姐。
与李红卫相识对于刘金娣来说应该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但不能肯定的是李红卫出现的时间,是在刘金娣做坐台小姐之前还是之后?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事实在刘金娣手里,可是刘金娣把它紧紧地攥在手心里,怎么也不肯拿出来。时至今日,关于李红卫她只说过两句话:我们在公交车上认识的,我们是恋爱关系。怎么认识的姑且不问,然而一名妓女和一个拉皮条的龟公居然是恋爱关系,而且皮条客还有老婆孩子,这是不是有些说不过去?当然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不能说妓女和皮条客之间就一定不会有爱情---其实爱情不爱情跟我的叙述无关,我说了不少废话。我真正想说的是我的困惑,我一直在想,当初徐梅为什么执意要把刘金娣找回来呢?她能给刘金娣什么?她不让刘金娣做鸡让她做什么?刘金娣像走马灯似的换工作,换来换去什么也不做,选择了做鸡,这在常人看来难以理解,但刘金娣的考虑肯定是超越常人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没有谁逼良为娼。徐梅的悲剧就在于她根本不了解刘金娣,尽管刘金娣是她的女儿。在刘金娣眼里,徐梅永远充当不了一名拯救者,她不具备应有的力量,她只是一道坎,刘金娣只要跨过去而已。
高三上学期,大约在十月份,我参加了成人宣誓仪式。我们站在操场上,西北风卷着烟尘从我们头顶上飘过去。阳光有些浑浊。我和大家一样举起一只拳头宣誓。我对自己说,你长大了吗?我的拳头很瘦,很苍白。但是我对自己说,你长大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之所以重要不是指意义或内涵,而是一种感受,我站在那里感到自己正在滋滋地长着。从前的时光要像一坨干皱的橡皮泥一样脱落了,我是一个成人了。我紧张而兴奋地转着一些乱七八糟的念头,但转来转去还在一个点上,就像一只陀螺。成人是怎么回事?接着我就发现,作为一个成人我缺乏必要的准备,显得过于仓促。
刘义对我说,现在你是个大人了,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做主了。
他蹲在学校对面的马路边上等我,旁边就是公交车站,刘银娣已不在广告栏中微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健肾药物。虽然我已是个成人,但我却不知道健肾几乎是所有成年男人的普遍愿望。我走过斑马线之后刘义笑着迎上来,我们就站在肾药前面,他用力拍拍我的肩膀。那条手臂挨过两刀,但还有点力量。我请你吃一顿。刘义说。我接受了他19 特别推荐
的邀请。我没有理由不接受,我心情这么好。我的成人仪式说到底就是宣誓和一顿饭。刘义很寒酸,他发出邀请时很轻松,但在选择饭店时就犹豫不决,在那些大饭店门口探头探脑,最后咬牙切齿地走进了一家湘菜馆。我坐下来不久就知道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刘义说,你第一件要做主的事就是你的姓,你要姓自己的姓,现在没谁可以干涉你,你长大成人啦,你应该姓你的刘啦!他用总是被几缕血丝兜着的眼珠子瞪着我,像一个怀揣血海深仇的人一样,重重地呼出一口酒气,说,小弟,你知道吗,我等的就是今天。
他在跟我谈判。我的心情立即龌龊起来。他没有注意我已经放下了筷子,他肯定以为胜券在握可以报仇雪恨了。他说,你看你嘴唇上都有胡须了。他开始欣赏我的毛茸茸的胡须。我站起来往外走。我说我还以为你真要请我吃饭。他慌忙付了账追出来。他没有骑车,付账又花了点时间,可是没多久我就看见他追着我的自行车跑,小弟小弟!他一边跑一边叫。我停了下来。我们又站在肾药旁边。他一边喘息一边做出一些零乱的笑容。
小弟呀,我怎么不是请你吃饭呢?他说,你不愿意我说你的胡须是吗?你是大人嘛,怎么能不长胡须呢?你大了嘛,该长了嘛。
我说随你的便,你怎么说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