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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雪弗莱
作者:刘醒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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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们的父亲用对母亲的温情来兆示自己的衰老时,十一叔那让人目不暇接的浪漫史才真正开始。刘声东用二十万人民币从那个英雄遗孀那里买断了自己的自由,下来分别用美金、港币和日元接二连三地开始,又接二连三地终结与几个女人的婚姻、半婚姻和非婚姻关系,直到顺理成章地与受到法律约束的第六任妻子紫貂讨论如何拥有试管婴儿。十一叔是用他在先后八次调换工作的经验来调换女人的。在拥有自己的公司后,他公开对一家香港报纸的记者说,自从给自己当老板后,他才发现此前几十年自己从没有认真干过一天活儿。香港的报纸后来在头版上用鸡蛋大的字做标题,引用他的话:我需要为自己活着。副标题是:一个成功者对前半生的反省。
我最早在一个电视节目上看见十一叔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与自己竟有着很亲的血缘关系。十一叔在电视里不高兴地垮着脸对观众说,他现在穷得只剩下钱了。这话立即成了一个阶层的时髦用语。我们的父亲在十一叔迎娶英雄的遗孀后,曾要他向组织靠拢。十一叔没有听,反而趁着一九六零年的艰难,不失时机地在城里套购一些粮票,拿回黄冈老家偷偷卖了高价并将所得款项存入银行。二十年后,这笔钱成了他组建公司的资本。十一叔违反我们父亲的意愿倒卖了粮票后的第六个年头,又反过来将我们父亲曾经对福特和雪弗莱轿车的喜爱揭发出来。十一叔对这件事坚持不肯彻底认错,他认为人有保护自己的天性,同时他还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十一叔表达这些意思的来信,被我们的父亲作为反面教材在家里传看了两遍。他在第一次传看结束后又发现一些问题,于是在信的四周写上眉批,又让我们看了一次。遗憾的是我们都隐瞒了自己的观点,对父亲说了不真实的话。
我们的父亲在那些年里,一直在利用几乎所有的空余时间啃着那本对人类社会影响深远的《资本论》。父亲曾将《资本论》手抄了三遍。后两遍是在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九年间完成的。而且他还在这样的时候,向我们讲清了一个我们怎么也弄不明白的问题,马克思既然立志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何还要研究资本主义并且还要去炒股票。父亲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资本主义是这样,反对资本主义的也是这样。父亲审慎地用了"反对资本主义的"说法,我们从他那闪了几下的目光中相信父亲这是在说他的组织。以父亲读《资本论》的劲头,如果他选择做别的什么,也许会比十一叔更为成功。我们公认十一叔是个成功者,因为他选择的事业不是特别的伟大,不只他自己,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父亲是不是成功者,如果历史不愿评说,那就不会有人去评说了。
养育五个孩子对母亲来说可能实在太累了,她的糟糕的身体让她不得不提前退休。我们的父亲在他的妻子退休后,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到人生的分水岭,开始从最高值上往下滑。用他自己的话说,要他到县外贸局当局长,说明组织已经将他从第一线上往下撤了。父亲本来还有另一选择,先前关于父亲要去县组织当副职的消息,被事实证明只是地方政治的一朵浪花,但父亲还是可以到县组织去当专职巡视员。父亲最终选择了外贸局的理由是,他对《资本论》通读了三遍。《资本论》通过我们的父亲在外贸局发挥了了不起的作用,三年里外贸局不仅还清了银行贷款,还尽赚了三百万纯利润。
母亲是父亲进县城之前退休的。从嫁给父亲以后,她就跟着我们的父亲不断地在一个个镇子间调来调去。曾有人从一个镇子来到另一个镇子,见到母亲依然在商店里当售66 中篇小说
货员,忍不住诧异怎么常规在母亲这儿不起作用,他们见母亲调走了,还以为是升迁之类的好事。我们的父亲在母亲遇到这辈子最大的困难时,才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因他,母亲决不会永远只是售货员,是他让属下限制了母亲的发展。母亲工作三十几年后,只有三十几元退休金,在家里成了不明不白的笑谈。说它不明不白是因为我们绝不是在笑话母亲,而父亲又不准笑话别的。刚退休时,母亲一到每月中旬就会乘上公共汽车,到五十里外的那个镇里去领取三十几元退休金。对这件事父亲绝不包办,哪怕可以顺路替母亲捎回来,他也不去做。他还不让我们帮母亲的这个忙,他说这是母亲往后感受组织关怀的惟一方式,别人不能剥夺她的这种权利。父亲的这番话几乎成了真理。有一次母亲去领了退休金回来,还没进门全家就感到了她那灿烂的笑容。母亲没料到在自己退休之后,工资反而一下子涨到一百几十元。她在家门前的小院里用一种只有年轻女孩才会有的表情,久久望着我们的父亲。这让我们完全有理由去想像,假如他们此刻真的年轻,会用哪种更动人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内心的激动。
这样的喜悦在家里洋溢了五个月之后,突然间消失了。
那天母亲下了公共汽车回到家里时竟是两手空空。她对家里的人说,他们都承包了,站里没有钱了。
随后母亲又跑了几次,情况越来越糟。最后一次回来后,她对父亲说,你去帮我交涉吧,我去一次就感到自己少了半条命。我们的父亲想也没想就答应下来。没过几天,他果然就将母亲的退休金全数领了回来。父亲这样做了一年多时间,直到母亲六十岁生日那天父亲才对我们说清了真相。
在我们眼里母亲六十岁时更像一个女人,她居然当着我们的面顾影自怜,深刻地说,女人一到六十岁就再也没有美丑之分了。接着她就说早知世界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她当初就应该成全父亲和罗甜。母亲还出乎意料地问父亲还记不记得那枚雪弗莱发卡。
六十岁的母亲说出雪弗莱三个字时,仍带着极浓的少女口吻。
我们的父亲一点也没有拦住不让母亲说下去的意思,他非常严肃地望着母亲,直到母亲将她想说的话全部说完,然后出其不意地鼓起掌来。母亲对父亲的掌声突然反感起来:你不要总将那些东西搬到家里,你怎么就学不会别的表达方式。母亲的话来得很猛。这时候家里所有的女性都站在母亲一边,一致地说父亲应该对母亲说声,我爱你。我们的父亲就是不肯说,他伸出手来要同母亲握手。家里的孩子们呐喊一声,纷纷围在母亲的身边,将母亲的手紧紧按住不让她妥协。闹了一阵,母亲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她挣扎着从孩子们那里抽回自己的手紧紧地抓住我们父亲的手说,你是世上最好的男人,如果有来世,我不要组织介绍,再嫁给你一次!
也许母亲将自己的生日选择在秋天,一开始就是准备用沉郁来感动后人的。
傍晚时分,父亲叫他的孙子外甥带着母亲到屋后的沙滩上去玩儿,剩下的人都在阳台上向着河流幸福地观看。我们的父亲第一次发出咳的声音我们尚没在意,他稍待了一会儿又咳了一声。我们知道他有话要说,刚要转身,就听见他吩咐我们继续向河里看,别让母亲看出这里在商量事情。父亲站在最后边,用他的每一个字将我们的后脑勺敲打得金星四溅。他告诉我们,母亲的退休金一直就没有真正发放过,是他从自己每月的奖金中拿出一部分来,谎称领回了母亲的退休金。他一开始不肯对我们说是因为这事我们知道了也帮不上忙,免得空使许多的人着急。现在他告诉我们是因为自己行将离休,到时候一分一厘收入全是明明白白的,瞒不过母亲,因此他要求我们从下个月开始,每人每月给他寄回三十六元,等到哪天问题解决了,他会一并还给我们。父亲坚信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他只是变相代表组织向我们借钱过渡一下。父亲要我们无论如何不许在母亲面前将这个笼子捅破。母亲的那点退休金是对她这一辈子所做一切的最后决算。没有它,母亲这辈子所信奉的那些东西就会彻底崩溃。毕竟刘家十几口人还没有谁面临他小时候那样悲惨的境地。我们要保护好母亲,母亲保护67 中篇小说
好了也就等于捍卫了组织。
与我们的父亲那一代人相比,我们过的日子确确实实是幸福的。问题是父亲过的日子只存在于他们的人生里,我们只能比较四面八方能被耳目直接捕捉到的那些生活。在我们自己也面对孩子的教育问题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父亲。就像近来孩子老说要吃绿色食品,要用粗粮将自己喂壮实些,我们怎么说也无法让他理解,那些野菜粗粮曾让我们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只能等待他在将来自己领悟。
从一九六九到一九七六这几年间,是我们家极其难过的一道门槛。父亲母亲养育的五个孩子,在一夜之间长得人高树大,端起饭碗来比真正的大人吃得还多。为了尽量节省,全家人虽然仍旧分住两处,锅灶却只有一处。爷爷驮着他脖子后面越来越高的肌瘤,带着我们尽可能在租借的房子四周开出小块小块的菜地。因为我们不是当地农民,爷爷开垦出来的菜地,往往一变成熟地就会被生产队收了去,种上庄稼。一九七零年春节还没过完,房东家突然失火。租给我们家的两间屋子同他们的新屋隔着一丈远,按理是烧不过来的。但那火硬是邪了门,跳着烧了过来。我们慌慌张张地什么也没抢出来,就只大姐随手拿了那本父亲随身带着阅读的《资本论》。
那时我们的父亲被贬到县汽车配件厂当工人已有整整一年了。年假过后父亲无法按时去报到,我们三个大的和爷爷没有地方住了,只好暂时挤在父亲母亲和老四老五住的地方。与愁眉苦脸的母亲和爷爷截然不同,父亲在那些日子里反而对我们特别亲切,每天一到开饭时他就带上我们到组织的食堂去,让我们放开肚皮痛痛快快地吃个滚瓜圆满。父亲还叫母亲别担心,越是艰难的时候做大人的越要给孩子们信心,这是他从自己从前的苦日子里得出的心得。父亲相信组织会为我们家分忧解难。组织还没动静,厂里的工人先来了。这一辈子我们都不可能忘记那只只有三个指头的手掌上摊着的五十元零三角一分钱。父亲管那个人叫六师傅,一开始我还以为他姓了个怪姓,后来才知道,厂里的冲床在他的两只手上绝对平均地分别冲掉了两个手指,大家就给他取了这么个绰号。母亲望着六师傅的手眼泪都快掉出来了。她刚想伸手去接,被父亲拦住。
我们的父亲说,六师傅,这个钱我们不能要,请你别见怪,我们是有组织的,有困难组织会替我们解决,你们这样做就是个人恩情,将来不还不行,一还起来就有可能违反组织原则。
六师傅很生气,说父亲这是在往窄处看他们,他扔下钱要走。六师傅一甩胳膊时,我们的父亲抓住了他断指旁的那个指头。小妹在一旁惊叫,怕父亲再弄断了六师傅仅剩的指头。一九九七年年三十下午,我带着孩子们在县城里到处寻找卖鞭炮的。大街上很冷清,连行人都难得碰见。我却意外地发现已经非常苍老的六师傅守在一堆爆米棍前,用昏花的眼睛吃力地朝着我们张望。本来我有些不敢认,正好他抬起头来揉了揉眼睛,那些断指使我的记忆顿时明确起来。六师傅已经不认识我了。我掏出二十元钱将他的那些货全部买下来,他还连连向我弯腰道谢。我羞愧地对他说,我们全家这辈子也谢不够你。孩子们不肯拿上这许多的爆米棍,他们不屑吃这些东西。只是当我告诉他们如果不将这些东西拿回家吃掉,今年过年谁也别想得到一分压岁钱,他们才无奈地拿起那些爆米棍。回家后我本想让父亲给这些孩子讲讲过去的事,但母亲要我们别在父亲面前提六师傅。为了六师傅那没有着落的生活,无能为力的父亲已经好几次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了。母亲说幸亏当年没有要六师傅他们的钱,否则我们的父亲不急死也得羞死。那么好的工人也落到这样的地步,叫人说什么好呀。
那场火灾之后的第二个月,食堂就不顾我们将来的心理是否健康,坚决不让那欠了很多的伙食费再增加下去。爷爷在家里失火以前就不再放鸭子了,他帮母亲照顾我们比放鸭子还累。组织的食堂拒绝我们以后,爷爷就出主意让我们吃野芹菜。刚开始母亲还挺着不同意,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母亲只好让我们天天在家用爷爷从水沟里割回来的野芹菜煮粥充饥。弄得同学们都嫌我们身上的那68 中篇小说
股打屁虫味道。男孩还好一点,只苦了大姐她们,她们宁肯饿肚皮也不肯再吃野芹菜。爷爷也过意不去,当年那么苦他也只让自己的儿女吃过三次野芹菜,而我们竟吃了几十次。除了吃之外还有穿的问题。爷爷要母亲想办法借上十元钱给他,他瞒着我们的父亲偷偷回了一趟郑仓垸。爷爷在老家呆了十几天,他用那些钱从同宗同族的人家那里买了一些棉花,在我们父亲用过的旧布机上,一个人没日没夜将那些棉花织成土布。爷爷不肯对十八叔他们讲实情,他不愿让老家的人知道出息了的父亲竟如此落魄。十八叔他们以为我们的父亲仍在受着欺侮,嚷着要带上老家的人去山里,荡平那些王八蛋。十八叔只是老家里一个喜欢出头露面的人,在他的背后还有一些不肯抛头露面的贤哲。他们无需多问就知道我们家一定有了灾难。爷爷回来时,老家派十八叔挑着一只沉重的担子跟着爷爷上了公共汽车。
从老家来的沉重的担子,给了我们久违的温饱。特别是那些腊月里用打杵打出来再用每天换两遍的新鲜清水泡过的糍粑,让我们饱尝饥饿的肠胃有了往后所有岁月里都不再有过的满足与舒适。母亲将爷爷亲手织成的土布用染料染成蓝色和红色,蓝色的给我们男孩子做衣服,红色的给大姐她们女孩子做衣服。十八叔回郑仓垸之前,在一处山坡上为我家开垦出一大块荒地并且种上黄瓜茄子马铃薯和南瓜等能填饱肚子的蔬菜。他还跑去找当地的生产队长,不知他是怎么同人家说的,这块菜地从此再也没有被收走。
我们的父亲在工厂里处在半监管状态,只能一个月回一次家。在他下一次回家之前,母亲对我们全家人进行一次很严肃的训话,她告诉我们,谁也不许向父亲泄露家中的秘密。母亲要我们向《红岩》中被关在渣滓洞里的那些人学习,否则---母亲没有将那种对我们产生巨大威胁的意思明白地表达出来,这反让我们更感到恐惧。我们背着母亲猜测,谁若向父亲说了真话母亲会采取何种惩罚措施,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最大可能是让我们天天吃野芹菜并且不放油盐和辣椒。这一点是大姐首先想到的,她还没说出来自己就开始恶心捂着胸口想呕吐。我们还想过母亲会不要我们,将谁送给别人,对这一点我们都不怕,因为在那一阵所有人都比我们的日子过得好,我们十分羡慕别人家的孩子,天天拿着一块香喷喷的锅巴,站在自家门口津津有味地嚼。
我们的父亲回家的那两天里,父亲抚摸着我们身上的新衣服,眼睛里溢出一层泪花。他说我们真是赶上了好时光,因祸得福,这是刘家多少代人都没见过的奇迹。母亲对父亲说组织上给家里补助了两百元钱。
我们的父亲哪有不相信的道理。我们的父亲在经历一个不眠之夜后,郑重地同母亲商量,为了表示对组织的感谢,他要将每月交给组织以象征自己身在组织的钱,由五角提高到一元。母亲没法拦阻,她只能捏着自己的鼻子吃下那难闻的东西。
火灾之后的第三个月,组织将母亲叫去,让她写了一张收条,然后给了我们家二十元救济款。
为了对付五个孩子青春成长期那近乎贪得无厌的胃口,母亲在那几年里不同我们一个锅里吃饭,自己在单位食堂就餐。在我们分开吃饭的日子里,母亲经常在我们刚刚上床睡觉时,拿出一只早餐时省下的馒头,掰成五瓣,坐在床前看着我们眼都没眨一下就将它吞了下去。母亲那时总说我们是从饿牢里放出来的。爷爷是过来人,他知道当年那么苦的日子没有将父亲他们饿死,就更不会饿死我们。他用在林庆佛家织布的经验来组织我们的每一餐饭。刻板的日子是经线,有限的食物是纬线,我们的欲望既是这两根线交织成的那个点,又是这两根线交织成的那个空。四个点围成一个空,四个空围成一个点。黄冈郑仓垸老家的土布是哲学织成的,点为实,空为虚,虚实不仅相间,而且还相辅相成。只要饿不死,就能长大成人。爷爷在我们的饥饿面前表现得冷若冰霜,从不为之所动,而改变他早已计算好的下锅米的数量。当我们明知故问地问他锅里还有没有饭时,当我们有意对他说我们还可再吃三碗时,他都会告诉我们下一餐再吃吧。
我们觉得特别可恶的是我们的父亲回来69 中篇小说
时,竟然明目张胆地比我们多吃一些。但一九七五年冬天,刚刚在组织中恢复职务的父亲突然因胃出血住进医院,听医生说病因是饥饿。父亲的饥饿是因何而来我们当时不知道,只听母亲说他苕得都不知道顾自己。后来日子好过了,也就不记得去深究此事。
就在我们的父亲病情好转之际,唐山大地震来了。我们的父亲对母亲说,组织这时候一定很困难,得帮组织一把。父亲要将他和母亲两个月的工资拿出来交给组织。父亲和母亲一个月工资加起来正好一百元,两个月的工资正好是二百元。父亲说他知道家里日子艰难,所以不多给,就将前次组织补助的钱还给组织。父亲的话让母亲有口难言。她傻傻地盯着父亲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那年秋天临近开学时,母亲没有像往常那样为五个孩子的学费发愁。到了开学的前一天,她突然将大姐、弟弟和我叫到身边,一人给了一张表格,让我们开始自食其力。那年大姐整十八,我十六岁半,弟弟十五。大姐原本是有希望被推荐上大学的,但大姐填写的是下乡当知青的表,母亲用大姐的下乡为我和弟弟换来两个招工名额。三个人在惊讶一阵后都在心里暗暗高兴,反过来劝眼泪哗哗的母亲。爷爷在一旁叹息说,你们这下子可出头了。他要我们离家后的第一顿饭一定要吃饱。我们的父亲照例不会一开始就露面干预这样的家事,他在我们离家的前一天才正式对我们发表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