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老房子的前世今生
作者：舒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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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不敢言。
祖母是续弦，连前祖母留下的两个女儿，父亲共有五兄弟三姊妹呢。如此人丁兴旺，必然嘈杂喧闹，太扰水饺婶婆吃斋念佛的清静。还因为水饺婶婆的家境表面维持着，其实已将坐食山空，祖父不忍加其负担，我出生之前，已经另租中华路上一层楼，搬出去住了。
小的时候，每年春节，祖母都要早早叮嘱父亲带我和哥哥去“水饺婶婆伊家”拜年。记忆中开始的那几年，照例是要在那里留饭的。高大的座钟发声洪亮，渍黄的字画有霉迹，被仔细擦拭得乌光油亮的红木家具陈列着描金细瓷。孩子们跑上同样光可鉴人的赤楠楼梯，再从雕花扶拦上滑溜下来旷因为是春节，餐桌设在堂皇正厅，我总跪在笨重的花梨木凳才够得着。厨房另有副楼，年菜由佣人们流水地上，大鱼大肉且口味比较重，饭后我总渴得发晕，因此难忘。水饺婶婆领我们到她阴凉拥挤的大卧室，从四柱巨床的踩板底下，摸出两个散发樟脑丸味的大红柑给我们。
仿佛听家人说过，水饺婶婆许多年来，一直靠变卖家产撑足门面，却能敷衍得滴水不漏，可见原先财产多么殷实。作为故人，父亲心中有数，遂不再扰饭。但是“水饺婶婆伊家”，仍然是我童年的美好去处。长长的胡同细沙铺就，几乎就是私家路，留一所攀着绿藤的小门楼为平常出入。两边是高墙，墙头探出龙眼、枇杷和芭蕉枝叶。墙里是水饺婶婆占地甚广的业产，红砖外墙的主楼三层高，层层均以宽大的拱形走廊环绕，百叶窗和双层楠木门。其他附属建筑印象不深，童年只觉得园林干燥而幽深，捉起迷藏简直连自己都找不着了。尤其一株枝条疯狂的老石榴，结稀稀三两硕大甜美的果。我公然垂涎，每次自然能够得逞。哥哥大我两三岁，不及我无耻，却也分得半个。晶莹多汁白里透红的颗粒儿，其神秘的排列方式让我迷恋至今。
二○○二年冬天，为了这篇文章，我又请我的姑姑带去这所老房子寻觅故人。我姑姑叫淑环，巧合的是水饺婶婆的两个女儿也是淑字排辈，从小亲如姐妹。三人都已年过七旬，交情有增无减。
胡同还是那样长长弯弯，因为没有其他住户共同使用，市政建设部门放任沙土流失，路面遂遍体鳞伤。园内原先绿浓花繁的林木，只留三两断桩。几盆白色塑料盆杜鹃，萎残一团。主楼外观更加沧桑衰败，犹固执顽强不让岁月。我家借住过的侧楼被族人拆了，重盖了一座刺目的瓷砖贴面的小楼。
长廊设小几和老藤椅，主人请我们喝功夫茶。
冬天的夕阳莞然墙头，像一枚多年不曾孵化的巨卵，被乱蓬蓬蒿草极尽抚爱着，仍是半点热量也无。
大厅的正门锁死，我不敢扰主人太多，只站在楼梯间的边门往里望了望。沉重的老家具几乎见不到，楼上卧室大概还有几件：水饺婶婆的大床之宽大幽暗，简直可以在床上演一台木偶戏；床头搁一把沉甸甸的沉香木如意，手温依稀，闽南话叫“不求人”。
我带了相机，但是没有勇气请求主人允许我拍照。慈祥而慷慨的梳髻老人，像一尊老家神，始终端坐在无所不至的阴影里。
一杯热茶酹地。水饺婶婆，我来看您了。
曾经的“闺房”
一个水泥坪大院，两个门楼平时关一个开一个，挂两个号码相连的门牌号：四十五一四十七。两排花甬中间，界碑似的搁一口闲置的井。水质碱味重，父亲用来浇花。酷暑时，垂下吊桶，冰镇西瓜、荔枝和凉茶。或以井水泼洒发烫的庭院和外墙，可以降温。
院内并排两座楼，一模一样的红砖外墙，层层以宽廊拱券环绕半周，木百叶护着玻璃门窗。两楼之内各有旋转木扶梯，自通各自楼层。两楼之间夹一道水泥楼梯，木栅门对望，类似现在的一门两户公寓，只不过水泥楼梯是露天的，光亮而且宽敞。联系各楼层背面公共廊台，还有一道之字形的水泥小楼梯，一直通下后泥坪，有点像欧洲老式住宅后面的防火梯。
后泥坪上有桑有葡萄有番石榴，各家拦出鸭棚鸡屋。还有一口深水井。曾经是饮水井，童年时候喝过，苦咸。接上自来水后，井台周围仍是两楼的生活中心，男孩子吊一桶水兜头冲凉，女人们浣衣濯米洗菜，当然，还有刷马桶。
两座三层楼像双胞脸，于是被称为“姐妹楼”。建筑风格上既体现了中国人的“血浓于水”的传统，又吸收了西方保护“隐私权”的观念。有不少大家族在海外发展后回国置产，设计上便是这样，既使兄弟家庭相对独立又彼此呼应。近几年重新翻建的另外两座相似的楼，也在中华路，不知是否命名“兄弟楼”?
两座楼合起来有六层，住了六户人家。
左楼四十五号，一楼阿西姑跟女儿住，女婿是儒雅的老报人。外孙女林敏比我小几岁，身材高拔柔韧，眉目如漆，明眸皓齿，十分俊俏，有几分像印度美人。夏天的晚上，我和她并肩坐在房前的石阶上纳凉，说些开心事。三楼是房东秀英姑，三个女儿。我祖父从解放前就租了二层，四个方方正正的房间和一个大厅。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月租金只要十块钱。
右楼四十七号，一楼住着鼓浪屿老字号“瑞香饼家”的老板一家，“文革”以后这家只剩了一个老儿子留守。肖先生插队溜号回来，没有口粮，每天两餐提着铝锅，去“鼓浪屿餐厅”打一毛钱的面线糊果腹。我曾奇怪问他，吃不腻吗，面线糊?他答：只有面线糊是不要粮票的。四十七号的二楼即祖母家对门，住着雪白美丽的阿宝姑，丈夫在海外数十年，八十年代才回来养老。她的大女儿嫁给我最小的叔叔，是我的五婶，于是，整个二楼真正成了对门亲家。三楼住着原国民党上校张圣才，曾经是驻外情报官。据说珍珠港事件前一星期，他就发电报提醒华盛顿，可惜不被重视。大赦回来的张老先生，戴金丝眼镜，拄精致拐棍，腰腿笔直，不卑不亢，风度依然瘦癯英挺，看不出长时间的囚居生涯。儿子女儿成家后，他与孙辈三代同堂，是有教养的家庭。
祖母的家即便现在看来，住房面积不小，两百平米是有的。只是人丁发展太快，尤其我这一拨如雨后春笋的堂表兄弟姐妹，拥挤得简直要从窗口冒出去。祖母的大床最合理使用的时候，除略沾床沿的老人外，头尾相插睡了五个孩子。我三岁左右，父亲从漳州来探亲，到外婆家接我，就让我跟祖母挨着睡。本来，这是一个最优待的位置，可我整夜啼哭乃至口吐白沫，任父亲哄劝，决不苟且。小小孩不知厉害，直嚷着祖母的发髻臭。父亲只好抱了我，在沙发上坐等天亮。祖母从此不喜欢我。她的头发乌浸浸的十分厚实绵密，每天只用刨花水梳篦，不洗头。
我自幼被外婆娇惯，每回祖母家均感不适。最痛苦的是没有卫生设备，祖母大床边遮一小通道，放一只红漆马桶，是诸多孙儿们的公共厕所，而倒马桶的女工每天仅来一次。有客人的时候其窘困可想而知。过节时家里的菜极咸，我便不敢喝水。夹着一泡尿，脸上如何讨人喜欢?祖母毫不掩饰地重男轻女，与钟爱我的父亲时有小冲突。有次父亲指使我去夹煤球以讨好祖母，我居然张着手说：“我的手这么白，怎能弄黑了!”连保护我的叔叔们都生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