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老房子的前世今生
作者：舒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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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母亲为不拖累外婆，自立门户，争取到中医院太平间外一条一点五米宽四米长通道，勉强拦出L形宿舍，和妹妹挤在一张小弹簧床上。我在厦门实验小学四年级上到第五周，被插班到鼓浪屿人民小学，来到祖母的家挤。
中华路上祖母的家，对哥哥意义非凡。他是祖母的心头肉，叔叔们百般呵护的宠儿，众弟妹崇拜的权威兄长。少年时代的哥哥早懂事，我是他的倾斜对象。祖母给他另做点心，他总有办法分到我嘴里。每个房间都有两个以上的门，祖母后脚刚出。哥哥就从另一门把我拉进去，留一只鸡腿给我。冬天的晚上，其他弟妹跟祖母挤，夏天纷纷自找风口打地铺。我和哥哥头插脚睡在通道隔间的木床上。有一个独立的小空间，这也是哥哥的特权。我的小脚丫冰凉，从前都是夹在外婆的腿弯里，不知不觉就伸到哥哥的胳肢窝里。哥哥有件蜜蜂牌蓝色细毛衣，是家境好的时候妈妈手织的，已太小，又被我的脚趾头捅出两个大洞。哥哥一定很冷。我看去，他却总是雄赳赳气昂昂的。
外婆看到我本来黄瘦，不过两个月，头发纠结，耳后有泥垢，与母亲发难，我终于又回到外婆的翼护下。
再住进中华路上这个大院子，是七二年插队回来，外婆和母亲均已去世。父亲把我和妹妹拢回身边。在右楼底层，真正有了一间十二平米的“闺房”。
说到这个硬腾出来的房间，便要想到房东秀英姑。
秀英姑身材略矮胖，声音洪亮。红脸膛，大眼睛，花白头发在脑后揪了一个薄薄的髻子。为人慷慨热情，虽然也是印尼归侨，总穿着传统的斜襟西洋布褂，从不刻意“番客婶”的身份。父亲刚摘帽回来依靠老母时，妻离子散，没有工作，夜夜不能寐，披衣枯坐在厨房里。半夜过后，秀英姑探头看到二楼有灯光，经常从后楼梯下来，端一碗热腾腾的“宵夜”给父亲。雪里送炭呀，多年以来，父亲总要提起。
经父亲多次恳请，秀英姑说服楼下老房客肖先生，挪出来这一个独立门户的六角房给我们，每月租金二块钱，一次先交三个月。
我的“闺房”在楼下，通常叫做“阶头房”，一扇房门直接开在走廊石阶前。把通往其他房间的门堵死，就成了我的独立小天地。所有楼层都没有卫生间，父亲为满足我的洁癖，在阴暗的公共楼梯底下，用杉板钉了一个简易小浴室。冬天需另烧几热水瓶开水，提进去对着冷水淋浴。
房间有四个大窗，都护着木百叶。明亮宽敞。东窗采光最好，置一张父亲为我设计的书桌，桌上的玻璃杯里，有父亲时常更换的鲜花。从窗根间看到整个水泥坪院，左院边上的番石榴半枯，右院的桑树被养蚕宝宝的孩子摘秃了。北窗隔着院墙望街，中华路上的行人来来往往，等看到父亲收工回来，双手提着菜兜，我就知道快吃饭了。我不管家务，父亲在二楼厨房做好饭，在我窗下一趟来一趟去巡逡，直到我放下笔才呼开饭。朋友来，想留饭，恰父亲加班，我与朋友左等右等直到天黑，朋友只好饿着肚子离去。
西窗外是一小块荒地，被邻楼夹着，阳光不及后娘脸上的笑容多。父亲耐心试验，种了茶、月季、美人蕉和非洲菊，甚至还有一粗陶巨缸的荷花。
从一九七四年开始，文学青年来往多了起来。翻烂卷角的世界名著；五六、五七、五八年的《诗刊》年度合订本；香港带进来的《美国现代诗选》；三十年代的手抄诗集；甚至国外有意思的来信；都在这里传阅过。高声讨论，俯首读书，常常留下喝粥。门经常是开着的，朋友进去就找本书读将起来，走时留一张字条，说：什么书借你，限期几天，什么书带走了，后天还你云云。
我先在厦门做纺织工人，三班倒，每日过海；继而在鼓浪屿灯泡厂，做焊锡工人，两班倒。夜班回来，总能看到房间四窗洞开，灯光奔泻，温馨可人。开锁进门，桌上盖碗里，是父亲掐准时间留的热汤面。工作辛苦，体质不好。失眠，低烧，读禁书，半夜爬起来写(忧心忡忡的父亲认为)危险的诗。婚前多年，是父亲的细心照料，我的体重才能维持在四十六公斤。
临街的六角房，我在这里度过写作最旺盛的青年时代，也是我的家庭我的国家最困苦的时代。它与我现在的住宅同在一条街上，路过的时候，不自觉总要多看两眼。灯光是别人的，晾在院子的裙子是别人的；别人的父亲在叫他女儿吃饭，别人的女儿把一条口香糖硬塞进她父亲的嘴里，乐成一团。
我的父亲在像框里，笑眯眯问我可有新作?
我在字里行间回答父亲：你因为《致橡树》发表《诗刊》而镌字赠“瑜儿”(我的小名)的笔，我永不放弃。
父亲最后的休憩站
安海路上这所房子，是父亲最后弥留的地方。现在它已成一片废墟，如同我荒芜的心境。因为是危房，进口被政府封堵了。
我经常伫足在绝径前，黯然神伤。
那条夹在两楼之间的小砖甬，开着粉红色的风雨花(又叫韭菜兰)，一直通往后楼梯，是平时出入的要道。由于阴湿，路面长满青苔，雨天滑不留足。我提着父亲酷爱的小零食去看父亲时，他听到我的脚步声，就会让哥哥下楼来接应。夜黑时分，父亲将台灯擎出窗口，为半瞎的我照明。
父亲居住的这座楼是五十二号。夹着砖甬的另一座更大的旧楼是五十四号，它的正门通往大路，因无人管理，一些外地民工潜入居住，晾着红色或蓝色尼龙裤。入口的小院里，原有一座两层小白楼是五十号。现在不知是谁翻建过，变成乏善可陈的新式公寓。
三座楼都属于杨氏家族。
杨家与我家多年世交，主事的长房老大杨世雄，在鼓浪屿有点名气哩。我的大姑姑与父亲同父异母，嫁入杨家的四房，姑丈叫杨世勋。
大姑姑成亲时，祖母把自己所有压箱的首饰都拿出来当陪嫁，据说其丰盛齐全，令家族老人念念不忘。大姑姑极其孝顺，婚后不久随丈夫到菲律宾，源源不绝往娘家寄干贝、海参；寄羊羔皮袍、团花丝棉袍；寄高丽洋参，寄这寄那，就是不能寄钱，怕被婆家看轻了。大姑姑很年轻不幸死于难产，大姑丈因此杳无音信。
“文革”结束后，怀旧的老姑丈立刻和父亲联系，回国觅亲，进门即要父亲带他去扫墓，见祖父墓碑，咕咚双膝跪下，老泪纵横。时已步履龙钟，七十多岁了，不复当年白西装白皮鞋白礼帽的公子哥儿。据说，我家虽然世代读书人，但太清贫，父亲读书的学费时常由姑丈资助。甚至和妈妈相亲时，父亲身上的白西装，也是借姑丈的。
中华路老家过分拥挤，姑丈只能住酒店，虽然每日父亲都去陪他，终觉不能真正享受亲情的沐浴。遂提出把杨氏家族在安海路的三座旧楼，交父亲托管。简单修缮后，父亲带着我哥我嫂搬进去了。
从那以后，姑丈经常回来，住在家里。姑丈晚年在菲律宾娶一老伴，相处无趣，冷淡而分居。儿女虽孝顺，工作繁忙，受的是洋教育说的是英语，甚至长相都像是马来人。寂寞的老姑丈太健谈，老人嘛总是说了又忘，忘了又说(和我现在一样)，我们必须陪着，打点起十二分精神，才不至于在饭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