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梁南和雷雯：两个黑龙江的苦役诗人
作者：邵燕祥
字体： 【大 中 小】
上控制／想开花就开花，想结果就结果／即使戴着镣铐，舞姿仍然美丽／对神圣的上帝．也敢于在有效射程内／射出一丸子弹，对准他齐天的背脊
这首诗收入了两家选本，一是贵州的《中国百家哲理诗选》(一九九一)，一是山东的《中国诗人代表作》(一九九六)，意象的密度和感情的张力相匹，我以为可算是梁南晚年的力作。
写到这里，我还想提到诗人一些纯属个人题材的短小的抒情诗，应以《黄桷树》为代表，他在一九八七年的诗学随笔《顿悟．灵感》中，曾假托为友人之作，说，“我有个熟悉的诗人”，有次往相册上贴照片，突然看到四十年前初恋的情人，感从中来，不能自已，几次下雨约会于黄桷树和花伞下的形象，立刻浮现出来，他忍不住就在纸上画着，画着，并串成《黄桷树》这八行诗：
我在纸上画着难忘的记忆／永是黄桷树下开花的雨具／柔淡一瞥，解除我久候的苦凄／你忙把我欢笑的脸收进伞去／／你踩我的足迹，我踩你的足迹／不知走向哪里却欢天喜地／我们好像这样走了一辈子／尽管我始终在东，你始终在西
直到一九九九年，诗人在《抄诗杂感》中，说起美国女诗人艾米．罗威尔(AmyLowell)的《十年》和爱伦．坡(FdgarAllan Poe)的《给海伦》，触到思旧的话题，他又提到《黄桷树》这首诗：
思旧的路径盘根错节。……一路上照面的不幸全是不成熟的爱情插曲。任何爱情插曲的启奏，都不是成熟也不是失败，失败是它的结局。人处在不成熟的花期怒放时，果子会不会红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创世纪握手言欢的爱之萌发、爱之迷离，既不足为外人道，自己也没有评价的尺寸。品嚼的正是这些说不清中的回甘之味。这些旧事，对我总是虽旧犹新。那几个约会地址的黄桷树永远那么扶疏荫地，举手即可摘到酸甜适度的嫩叶：晤面的时间，永远拂来吹面不寒的杨柳风：水磨房古典的吟哦，节奏永远那么恬媚诱人，入耳化为花瓣；对谈的人永远那么豆蔻如初……
这里直述的背景，不但帮助我们体味原诗，也如中国许多传统诗作中的序跋，本身就是一段散文，抒写的是历久回甘的记忆。一九九九年九月出版的《风雪归来》，该是梁南最后一本诗集，把这首他不能忘情的诗——写的是不能忘情的人——列为开卷第二首，我想不是按写作日期排序的。
梁南小传中提到他的著作，有一些我未读过，如《笼柙随笔》、《寄人篱下风雪多》，以及纪实文学《来自炼狱的朝圣者》等，不知其中有没有我想读而没读到的内容。
雷雯是真正的诗人
雷雯生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不久前也正是他七十八岁诞辰，但他已逝世两年了。
他逝世前一年多，在病中整理写定了五六万字的回忆散文，题为《往事非烟》。他一九九九年写的前言里这样说：
我记述的这些往事，是草民的呼吸与挣扎。它没有轰轰烈烈的气贯长虹．它不是响彻云霄的洪钟大吕，一滴滴，一丝丝，那只是生命的律动。一只小虫痛苦的呻吟，一只小兽饥饿的哀嚎，不也是大悲大劫中同等的凄怆么?谁能想象到，那些没有了“自己”的生灵，是在怎样睁着血红的眼睛咬噬着自己的灵魂?谁知道生死只隔着一层纸的生命的声音，是怎样的绝望恐怖惊人魂魄，是怎样撕心裂胆的颤栗?不是从沙粒看世界，不是对明月想未来，就是这样一群卑微的生命所遭遇的种种，也是撼鬼神的伤心血泪!一群群被扭下了人格的生灵，像一堆被倒在污水里的蛆虫．找不着天，找不着地，在浑浊的黑暗中无法保护自己，一个臭水坑也会成为无边的苦海!
这些遥远遥远的往事，一直没有成为飘散的烟，它是一层厚厚的带雨的云，横在我的心上，挡着我的阳光。
他在二００二年初春写的后记里，把已经度过的七十五年人生，比作人生途中翻过的七十五座山，他说：
第三十座山，它应是人生旅途中一座春天的山，一座多彩的山!它能让欢乐是百灵鸟的歌声在长空飘荡，它能让痛苦是山间泉水穿过嶙峋的怪石流出深山。
而我的第三十座山啊，那里是我人生真正的起点!我在那里真正懂得了风，懂得了雨，懂得在茫茫大雾中去寻觅深藏的光源。在那里我明白了美不用装饰，也明白了善不用宣传。
这两段激情的告白，是读雷雯这些散记的钥匙，也是读他所有诗文的钥匙。
雷雯的“第三十座山”，指的是他三十岁前后。早在一九五五年，他从部队转业到黑龙江省出版社当编辑不久，反胡风的风暴来了。由于跟诗人牛汉见过面，谈过诗，牛汉被当作胡风分子公开点名，他也就变成审查重点。他跟胡风毫无瓜葛，胡风的诗文也没大读过，但大会小会，软硬兼施，诱迫他承认是带着胡风集团的密令到哈尔滨占领文艺阵地来的，他交代不出这荒诞的罪状，便继之以抄家、关押。奇怪的是不论单位负责人还是省委派来的专人，警告他时都说如果怎样怎样“你要负法律责任”、“你要负一切法律责任”云云，好像他们倒是维护法律尊严，真正依法办事的。雷雯觉得自己像一只老鼠，被两只恶猫抓来抓去，连魂都是破碎的。“我想：‘这样活着干什么?’又想：‘这太混账了，还是要看个究竟!’想到要看究竟，心里不但不害怕，反而有一种轻松的坦然，许许多多的问题如大梦初醒，也如酒醒了想到醉时的荒唐。”
最后，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般分子”，说是免予刑事处分，但撤销编辑职务，降级降薪。他依法提出申诉，被指为翻案，送去农场“学习”。他想：“去学习还有用刺刀押送的吗?”他于是懂得了，“在这黑白颠倒的时候，是不许含冤之人愤怒的。”
他突然成熟了，在生死挣扎之际成熟了。
一九五八年春节前夕，拿来一纸“劳动教养通知书”要他签名，上面写的身份和罪名是：“对党不满，胡风分子。”这时他才知道，以前只算是“学习”，从现在起，在这电网密布的劳改农场，才算正式的“劳教分子”，编入右派队。
劳改农场使他经历了以前想象不到的另一种人生。
深山里要修一条森林公路，把任务交给了右派队，说山里没有院墙和电网，右派队的人不会逃跑，再说，这艰苦的劳动也正是让他们脱胎换骨的好机会。场长亲自来动员，要每个右派都豁出半条命来获得新生，要用无限的忠诚、拼命的苦干来重新得到党的信任：并正式宣布右派队改名为“左训班”，队伍明明是向右转，也要喊“向左转”。
看到这里啼笑皆非，原来生活中的荒诞并不是从“文革”才开始的。
雷雯绝望了。“我完全绝望了。这怎么办?像掉进见不到一丝光亮的黑洞里。喊天不应，叫地不灵，整天和那些小偷、强盗、流氓关在一起，精疲力竭地劳动，没完没了的批斗……每当那些小偷被打得杀猪般嚎叫的时候，我就颤栗，这怎么办?这怎么能活下去?”在绝望中求生的本能使他想到了年轻时在部队的军级、师级老领导，就给他们写了求救的信。在痛苦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