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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南和雷雯：两个黑龙江的苦役诗人
作者：邵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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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中被释放了。这大概是拜七千人大会“右倾”之赐吧，他比死去的人幸运，也比还未“解教”的人幸运。但他已被开除公职，在哈尔滨举目无亲，只好带着打断的左臂、浑身的伤痕和一颗破碎的心接受了“遣送回乡”的处理。也许《翅膀》一诗，写出了他那时的处境：
昨夜／我梦见自己／变成一只鹰／在辽阔的蓝天／翱翔／／醒来／我看着自己的双手／深深留恋着／梦里的翅膀
尽管只是梦里的翅膀，也在一九六六年刮起的龙卷风中折断了。他当时在一个中学教语文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他和几位代课教师扫出了学校。所谓“复课闹革命”时，校方叫他们回去。但雷雯宁愿去当冶炼工人了。他向一位同事解释：一不愿再去哄骗孩子们，二不愿再在知识圈里尔虞我诈。在整个“文革”时期，多次有朋友劝他加入群众组织，他都没参加．他不止一次对这些朋友说：“我不相信这是一场革命!”
雷雯的知己、文艺评论家姜弘在《哭雷雯兼谈他的诗》中，对其人其诗作了至今为止可算最全面、中肯而深刻的分析。他又在《雷雯诗文集》的序言里，讲到雷雯几十年来“从不轻佻地对待人生和艺术，一贯地保持清醒和清白”：“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他没有一篇趋时跟风之作，不是没有留下，而是根本没有写过。“文革”中他宁可去炼铜厂从事极繁重又危害健康的体力劳动，也不愿留在学校宣扬那种红色的名教礼法……”：到了新时期，恢复工作后，他在东北那块黑土地上默默耕耘，远离你争我夺的名利场。姜弘强调说，他想让后人知道：“在政治和经济也就是官场和市场如此热络的年代，还有这样一个从不‘帮忙’也不‘帮闲’，自处边缘而把一切献给诗的真正的诗人。”
这个真正的诗人一生留下了诗作两千五百余首(包括旧体诗百余首)，但生前只出过四本薄薄的诗集：《牛车》(一九五二)、《雁》(一九八六)、《萤》(一九九０)、《春天在等着我》(二００三，九月)，他于二００三年十月病逝，不知最后一集见到没有。这些书连同散见于报刊的诗，不足他诗作的一半。约有一千七百首诗，工整地誊写在本子上，他从未说过要发表或出版的话，就是在生命的最后，也没做任何交代。感谢雷雯的七弟，也已年过六十的李文熹，还有弟媳文砚(电脑录入)，积数年之功，把这些诗文遗作认真编排校勘付梓，收入了这个诗文集。
虽说两千多首诗，但并不是卷帙浩繁得可怕。因为雷雯诗的特点是精短，只有极少数超过二三十行，多是所谓“小诗”，或说与冰心、泰戈尔的短小散文诗相似。不只是形式，精神上也近之。他这个弟弟年轻时曾帮他整理从东北带回的书箱，发现有一本泰戈尔的《飞鸟集》，翻到一行诗——“感谢上帝，我不是一个权力的轮子，而是被压在这轮下的活人之一”，下面有一行大哥的笔迹：“泰戈尔，我看到了你的伟大!”又看到在“鸟儿愿为一朵云，云儿愿为一只鸟”的诗句下，也是大哥写的一行字——“生活原就是这么荒唐”。
在“文革”绝顶荒唐的十年里，雷雯在父母兄弟的庇荫下，始终坚持着写诗。其中可能只有一部分在“文革”后整理发表了，而一直未发表、直到这次才收入诗文集的，我想多数是写于六七十年代的。约占诗文集全书三分之一篇幅的，那些三五行至多七八行的无题诗，记录了多年来特别是“文革”时期他从未停止翻腾的情思。
不管在“文革”中、“文革”后，雷雯写美，写善，贯穿这一切的是爱，他悲悯地凝视满目疮痍的人间，又温情地关注着自然界的万物，无数鲜活的生命。
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有一首题为《文化大革命》的名诗，只有短短四行：
我拾起一块石头／我听见一个声音在里面吼：／“不要惹我，／我到这里来躲一躲。”
就这首诗来说，“文革”的结束，就是“石破天惊’’了。归根到底，雷雯并不是躲在石头里的人，他本身就是一块石头却被反复砸碎了，如他在题为《刃》的小诗中说的——“当砸碎鹅卵石的时候， 它照样有锋利的刃”!
一个自甘淡泊，不与人争的人，一个一心歌唱人间的美好事物和高尚情感的诗人，不但他的笔，而且他整个的人，被残酷的生活砸出了“锋利的刃”。在《游骊山有感》、《破败的教堂》、《天街》、《烧》等篇里，他的刃刺向历史的神话和鬼话，在《五大夫松》、《弩》、《剑》等篇中，他的刃刺向卑劣的奴性……
在结束关于雷雯的述说时，我原想把雷雯和梁南做一个比较，转而一想，这是完全多余的。
我只是跟随着他们自述生平的笔，对照着他们的诗，感到与他们更贴近了，他们的诗是真诚的。他们各自在别人忽略不见的地方发现了诗。世上不缺少诗，而缺少诗的发现。如同有人有“音乐的耳朵”，有人有“美(术)的眼睛”，梁南和雷雯发现诗，是靠了诗的眼睛，诗的耳朵，更靠了诗的心——这颗心受过血和泪的淬炼，经过生和死的磨砺啊。
二００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责任编辑 陈永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