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
作者：贺捷生 朱增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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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菜又苦又涩，我哭着不肯吃，吐出来，母亲再喂。我哭得声哑了，野菜泥也喂完了。
长征的路上，父母几次想把我送人，可我不断生病，他们见我病着，总也不忍心丢下我，只好带着我走。看来我是因祸得福呀!如果我是个健健康康的婴儿，我会流落在哪里呢?也许早已是长征路边上一小堆白骨了，真是难以设想。
我这个小毛毛跟着长征，可以说无时不牵动着大家的心。每到宿营时，大家都安排我和母亲住一间能遮风挡雨的房子。指战员经过我们居住的屋外，都要侧耳倾听，怕我没了声息。有一次我病得非常重，两三天都没有哭声了，大家认为我真的活不下去了。陈希云(建国后任农业部长)找了块花布，递给我母亲，他说：“娃儿走的时候用这块花布包着吧，她到底是个女孩。”
也许真的是我命大，三天后，我又哭了，我的哭声，使大家悬着的心都放下了。我又哭了!几乎给了全军一个惊喜。像传达一个总部的口令一样，队伍里都在传递着这句话：捷生又哭了!捷生又哭了!建国后，许多叔叔阿姨们都对我说：“长征路上，我们都愿听到你的哭声，你的哭声，就是平安，就是欣慰啊!就怕听不到你的哭声!”真荣幸!我的哭声在那条漫长的饥饿征途上，竟然成了一种象征，它象征着生命在继续，它象征着前途有光明，它象征着革命有希望。
红二、六军团长征到陕北后，我和母亲就住在延安。一天，林伯渠去看母亲，他见我又黄又瘦，一岁多了还不会站立，连哭声都没气力，就对母亲说：“这娃儿一岁多了，哭得还不如猫的叫声大呢。”当天，他给母亲送来了一只羊腿。母亲就用搪瓷缸炖羊肉汤，一点点地喂我。慢慢地，我能直直地站立起来了。“捷生站起来了!捷生站起来了!”像传达一个总部的口令一样，这句话又在队伍里传开了。
一九五○年，当我在重庆和阔别多年的父亲重逢时，我已经是个十四岁少女了。父亲拉着我的手说：“捷生啊，这么多年，我记住的，就是你的哭声……”
是的，我的长征，留下的是一路哭声。
长征艰险诗壮美
朱增泉
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千难万险，枪林弹雨，艰苦卓绝，九死一生。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长征既艰难困苦，又诗意壮美。万里长征的壮美诗意，集中反映在毛泽东的长征诗词中。我这里不单是指毛泽东那首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而是指毛泽东写长征的所有壮美诗篇。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共收毛泽东公开发表的诗词六十七首，这是到目前为止收集毛泽东诗词最全的一个权威本子。长征开始于一九三四年十月，结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在这个时间跨度内，毛泽东写长征的诗词共有九首，占毛泽东至今公开发表诗词总数的七分之一多。这些诗篇是：《十六字令三首》(一九三四年——九三五年)、《忆秦娥·娄山关》(一九三五年二月)、《七律·长征》(一九三五年十月)、《念奴娇·昆仑》(一九三五年十月)、《清平乐·六盘山》(一九三五年十月)、《给彭德怀同志》(一九三五年十月)、《沁园春·雪》(一九三六年二月)。
阅读毛泽东的长征诗词，逐字、逐词、逐句、逐首地赏析是必要的，但据我自己的体会，比这更重要的，还必须从整体上去阅读这些诗篇，甚至还要与毛泽东写于长征前后的诗词贯通起来阅读，才能从中读出更多波澜壮阔、苍凉豪迈的整体感受。正是着眼于这一点，我把毛泽东那首经典名篇《沁园春·雪》也归人了他的长征诗词。这条“前后贯通”的阅读线索，其实是毛泽东亲自为我们提供的。例如，他的《清平乐·会昌》是井冈山时期的作品，写于一九三四年夏。但他在这首词的“踏遍青山人未老”一句下，写了一条自注：“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沉郁的。这一首《清平乐》和前一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他说的前一首《菩萨蛮》，写作时间更早，即写于一九三三年夏的《菩萨蛮·大柏地》。大柏地是地名，毛泽东和朱德于一九二九年一月率领红四军由井冈山向赣南进军时，曾在大柏地击败尾追的国民党赣军刘士毅部，那是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打的第一个胜仗。转战中，毛泽东于一九三三年夏天再次经过大柏地，但这时的毛泽东已被调离红军领导岗位，专任政府工作。他心情忧郁，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菩萨蛮·大柏地》。我们要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上述那条自注中有两个关键词：“形势危急”、“心情沉郁”。前者是指这一时期的革命形势，后者是指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个人心情，这是二而一、一而二的胸臆情愫，在他笔下升华为沉郁豪迈的诗意表达。
“沉郁”，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心情基调。在毛泽东的长征诗词中，以及在他为这些诗词写下的许多条注释中，屡见“苍茫”、“沉郁”、“苍凉”等字眼。对于毛泽东这样的一代伟人，他的心情“沉郁”、“苍凉”，绝不等同于消极悲观，相反，他的“沉郁”、“苍凉”心情，反而成为激励他内心生发奋斗之志的情感动力。因而，志向豪迈，情愫沉郁，这两种相反相成的心绪原素，组成了毛泽东长征诗词的“诗核”。
再拓展一点看，这两种心绪原素，也是从大革命失败一直到万里长征这一个长过程中，毛泽东所有诗词的“诗核”。从一九三三年夏的《菩萨蛮·大柏地》再往前推，他写于一九二七年的另一首《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他对这首词中的“心潮”一词，也写了一条自注，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日，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大革命失败前夕，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已日益暴露，国共合作前途如何，中国革命前途如何，天空已是阴霾满天，山雨欲来。“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毛泽东对当时心情的自我描述，是他的真情披露，这完全不同于后来人们将他“神化”的说法。毛泽东自己认为，是党的“八七会议”为革命“找到了出路”，是党的集体智慧和集体力量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什么出路?武装反击。但在当时，党找到了武装斗争这一条正确“出路”，却并不等于找到了一条武装夺取政权的坦途。毛泽东经常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八七会议”后，在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创建了以井冈山为代表的一片又一片革命根据地，为革命打出了大好局面。但不久，在党内“左”倾路线影响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离开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革命又一次遭到了大挫折，出现了大曲折。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苍凉”，在准备长征的前夕“心情沉郁”，这说明，他每次对危急形势都洞察于先、忧患于前。正因为如此，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见解、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对于革命战争的指挥，都能在党内高人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