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
作者：贺捷生 朱增泉等
字体： 【大 中 小】
我说我似乎明白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大约就是你这样的知识女性的革命理念吧。
她笑笑，她说我给你唱一首歌吧，皖西民歌。说着她当真唱了起来：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举呀举起来……她的歌声像阳春三月的暖风，轻轻抚过我的耳畔，伴我进入梦乡……
这个故事是我听来的，在我的家乡流传甚广。我的前辈，我的乡亲，我多少年来脑海里挥之不去的那个女红军的形象，在我重走长征路的第一个高原之夜，出现在我的梦里，安抚着我茫然的心境。
次日清晨，雨过天晴。我们向四姑娘山腹地开进。说不清楚拐了几道弯，倏然之间，眼前一亮，我们全被突如其来的奇迹惊呆了。只见群峰之中，高天之下，白云之畔，视力所及的远方，巍巍然出现两片巨大的平坦的类似镜面的物体，一左一右，平行而卧，流金溢彩，光芒四射。这景象直让我们疑惑置身天穹，徘徊在苍茫宇宙之间。同行的当地干部介绍说，这就是著名的日月宝鉴。关于日月宝鉴的来历，当地人有许多传说，主题无非是抑恶扬善，大意是两位女子为了抵御恶人强暴，联手与恶魔展开天空大战，终将恶魔制服，两位女子死后成为天庭的两座宝鉴……
坦率地说，我对这一类牵强附会的传说向来不感兴趣，那天我仰望着两座所谓的宝鉴——其实就是两座雪山的斜面，却突发奇想：七十年前，红军也从这里走过，不过他们恐怕无暇、也没有兴趣细细欣赏这两座山峰，他们同这两座山峰擦肩而过的时候，留下的是匆匆的步履。但是他们奇特的身影已经被这两座山峰摄人自己的躯体，成为自己的内在语言。我宁肯相信那两座宝鉴是我梦中那位女红军的眼睛，她在深情地注视着我们这个时代，注视着芸芸众生，她所关注的也许是，她为之献身的理想实现了吗?
跟着铁锅前进
二○○五年我第一次重走长征路，走的是江西和贵州段。在江西于都县的长征纪念馆里，我发现了一口硕大的铁锅。这口铁锅让我震惊，也让我产生很多疑惑。我的问题很多，首先是，这口铁锅有多大，能够承载多少人吃饭?其次是，在断了炊烟的长征路上，这口铁锅是不是能够派上用场?第三个问题是，饿得只剩下皮包着骨头的红军，谁能背得动这口铁锅?第四，在七十年前，这口锅从哪里来，又到了哪里去?第五，背这口锅的人是什么人?也许是个身经百战的老班长，也许是个发育不良的小战士，也许是因为某种原因被批判的“改造分子”。这些已经很难考证了。
这口铁锅在我的眼前晃动了一年，每当提起长征路，我便会想起这口铁锅。显然，铁锅背后隐藏着很深刻很丰富的故事。背锅人的命运成为我长久遐想的源泉。
我的想象常常穿越时空，在那片阒无人迹的辽阔的草原上翱翔。我甚至能够身临其境看到了那一幕——一队瘦骨嶙峋的红军战士在草地上挣扎前行，一个红军战士用最后的力气睁开眼睛，劳累、饥饿和寒冷使他的视力下降到最后的极限，他看不见远处的红旗，但是他能朦朦胧胧地看见前方三步远的那口黑黝黝的大铁锅，尽管连续十几天，那铁锅始终都反扣在战友的背上，尽管那铁锅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散发出粮食的香味，但是只要它还在向前移动，那么希望之火就不会熄灭。幻觉中，那移动的铁锅就像茫茫大海里漂泊的帆船，点燃了濒临绝境的红军战士最后的求生的欲望。
在红原县的瓦切乡，我们去探望一位老红军，此人是湖南人，姓罗，汉族人。据说他是跟着父母一起长征的，踏上长征路的时候，他才七岁。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让我们惊愕的是，他居然不会说汉语，他已经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藏族人——父母牺牲后，他先是跟着队伍走了一截，后来就被留在了藏区，起了一个藏族名字叫扎西尔多，在那里长大、娶妻、生儿育女，直到八十年代被确认了身份，开始享受政府的补贴。我们看着眼前这个腰椎佝偻的老人，他也用一双茫然的老眼打量着我们。
倏然间我又想起了那口铁锅。七岁的孩子作为战士显然太小了一点，我敢说，他并不知道长征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革命意味着什么，甚至在他七十多岁的今天，他对于上述概念的理解并不比七岁的时候多出多少。那么，在最困难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他继续前行?也许就是那口铁锅。
据说长征之初，江西和川陕根据地有成千上万的十三岁以上的孩子参加了红军，这些孩子同我们见过的那位老红军大同小异，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走完了长征路，又有多少人穿越了此后的战争死亡地带。但我知道，只要他们能够挺住，只要他们能够活下来，他们的骨头就练出了硬度。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们逐步懂得了那场旷世迁徙的意义，懂得了曾经走过那段道路的意义。他们最终找到了红旗，而引导他们走向红旗的，除了指挥员的动员和战友的催促，还有那口铁锅。尽管，或许它在长征路上并没有派上过本来的用场。
红军柳
毋庸置疑，这是一条美丽的路线。先看地名，夹金山、红原、马尔康草原、若尔盖草原，你会想到金属的光泽，格桑花的颜色，你会想到碧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和清澈的阳光。这一切都没有错，七十年过去了，路变宽了，河变窄了，人变多了，牛羊变肥了，然而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那些脚印没有改变。我们看不见它们，但是它们却无所不在，它们已经渗透到地表之下，只有在我们这些当代俗人远离的时候，它们才会同清风明月喁喁私语。
我们到达花湖，是在一个云低天暗的下午，气氛有些沉闷。大家手捧哈达，献给长征进入草地的第一块纪念碑。纪念碑的旁边，有一棵沧桑老柳，在草地的边缘孑然独立，十分醒目。当地干部介绍说，这棵柳树叫红军柳，据说是长征路上第一个陷进沼泽牺牲的红军战士的拐杖。
在传说中，这个红军战士是壮烈的，因为有了他的牺牲，使战友们认识到了沼泽的险恶，后来的红军战士就绕开了沼泽，再遇上，再牺牲，再绕开，牺牲者成了路标，最终，还是有人脱离了险境。
尽管我对传说大都不以为然，但是我相信这个传说。凭借常识，我知道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不一定发生在谁的身上，然而一定是发生在红军的身上。
我想象中的柳树是年轻的，是春意盎然的。在阳光洒满草原的下午，在遍地格桑花和彩虹交相辉映的雨后，我看见了他的身影，并且听见了他和他们的对话。他在催促他们赶快离开。那是几位已经倒下了再也不愿意起来的伤员，他们说，死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饥饿、寒冷、劳累，还有伤痛。他说，饥饿、寒冷、劳累，还有伤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绝望。他们说，我们凭什么要活着，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他说，你们没有资格死去，因为我已经把路探明了。我倒下了，我就是一条路!
他们走了，他留下了。他们向这位陷入沼泽的战友敬了一个礼，拿走了漂在泥水上面的拐杖，把它插在沼泽的边缘。
十年后他们当中有人回来了，他们告诉那棵绽放新芽的柳枝：同志，我们打走了日本鬼子!
二十年后，他们中有人回来了。柳树下，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