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
作者：贺捷生 朱增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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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了，他不愿意连累搀扶他的两名战士，将自己的驳壳枪交给他们说：“你们先走吧，我肚子疼，休息一会儿再走。”战士们心里明白，哭着说：“指导员，要死我们死在一起!”颜文斌硬是把这两个战士撵走了，然后自己躺在草地上，心情反而异常平静，不知过了多久，来了两个人叫他：“老表，起来走哇!”这两人把他扶起，可他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一下子又栽倒在地。一个四十多岁首长模样的人倒出了自己最后一碗炒面送到颜文斌手里让他吃。颜文斌眼泪夺眶而出说：“首长，我吃了，你怎么办啊?”首长笑笑说：“我们是阶级兄弟，生死要在一起啊!”颜文斌吃了这碗救命的炒面，当天走到了有人烟的地方。
老红军危秀英在长征中和干部休养连在一起，过草地时在毛儿盖，危秀英从外面返回宿营地，见邓六金、廖似光、刘彩香三个女兵和两个小战士都躺倒在地上，一个个口流白沫，身边还有一碗黑糊糊的蘑菇汤，她判断几个人都是吃了毒蘑，没有办法，危秀英用手一个个替她们掏喉咙，促使她们呕吐，竟把她们一个个都救活了。
可是大多数战士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于双清回忆，在草地因为饿，沟里的小螃蟹小虾被战士们抓住生着就放进嘴里，牛皮、树叶、树皮都成了食物，许多人吃了毒草，肚子胀得鼓鼓的死去。不只一个四方面军的老红军回忆，他们曾经将前面过草地的同志和牲口的大便里没有消化的青稞洗一洗再吃下，还有两个老红军居然靠吃一块捡来的骨头得以活着走出草地。女红军周明回忆说，“一路上总是看到尸体，晚上宿营的时候，嘴巴里还有尸臭的味道”，草地的夜晚，“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冰雹，我在帐篷里和战友们挤在一起取暖，外面还有人想挤进来避寒，可帐篷里已经拥挤得连根针都插不进来……第二天清晨，帐篷外多了三个被冻死的同志”，“卫生队把尸体当路标前进，很多战士的尸体来不及掩埋，只在脸上盖上一把土”。老将军曾思玉说在草地上“野菜、蘑菇、草根，凡是能吃的东西……什么都吃过了，老觉得挺不住了，也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这辈子经常能梦见草地上随处可见的尸体”。老红军赵明和亲眼看到许多战士“因为没有信心，倒下来再也没有起来”，有个同志在牺牲前，请求“组织上把我埋高点，莫要被水泡着”，看到这个情景，“小鬼跟着大人一起哭”。带我们来花湖的同志讲，花湖的水草之所以如此肥美，是因为下面满是红军战士的尸体……
草地，根本是人类无法生存、无法滞留、无法征服、上苍特意在川西北布下的一块死亡之地。当年蒋介石也正是把宝押在了这里，认为用武力征服不了的红军自然会败在这无人能够征服和翻越的雪山草地上。可红军翻越过去了，尽管他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尸横遍野，被藏民称为“叫花子兵”。一支连这样的死亡之地都无法阻挡的军队，它怎么可能不得到天下?
在红原瓦切乡，我吃到了这辈子吃到的最好吃的黄河湟鱼。红原大草原上有黄河第一湾，这在我过去的知识储备里是零，我从来没想到在川西北居然有黄河流过，而且在这里留下了它的第一个巨湾!
湟鱼因为生活在高寒地带，所以长得都不大，无鳞，是用火锅慢慢炖的，放了许多的辣子，其味鲜美无比，我又爱吃辣，所以稀里呼噜吃了四大碗，仍意犹未尽。
在若尔盖县城，晚餐上了许多羊肉，有各种做法，烤羊排，炖羊肉汤，炒羊肉。羊肉有许多功用，又是在这样一个高寒湿冷的地区，这就使得那些男士们，边吃边叫好。我却是没什么胃口，因为去过新疆，自打吃过新疆的羊肉，天下羊肉就没什么吃头了。关键是我不饿。由于天气寒冷，我们又都穿得偏少，我是寒胃，吃了不可口的东西就不消化，一路吃的东西都滞纳在了胃里，很是难受。这时我就想，要是当年红军有这么多吃的，能多出多少人走出草地?
我们的长征，就是这样，一路看着景致，一路在心中换算，如果是红军，如果没有御寒的衣物，又没有吃的，仍然是这景致，仍然是这路，该是怎样走法?
终于回到了北京。
刚刚回北京，就看到了一则消息，崔永元的长征出现了问题，有不少队员跑了。记者采访小崔，小崔原话：“主要是大本营出了问题，出现了战斗和非战斗减员，前者是工作人员因身体不适无法继续工作；后者其实就是逃兵……”小崔愤慨，以至在报纸上公开声言“这是我们队伍的耻辱”。
我想，我们这一行的长征应该是接待得不错了，崔永元的长征肯定受到了更为隆重的接待，你想，老百姓都被中央电视台唬得一愣愣的，天下谁人不识崔?可就是这样的长征，身上穿着风雨衣，一路到位的后勤保障，搜尽当地好吃的特产，都还产生了逃兵。我们嘴上说“长征”——实在只是一种作秀罢了，尽管许多时候作秀是必要的。换句话说，只要你穿着阿迪达斯的风雨衣，打着饱嗝，屁股底下压着汽车垫子，你就和长征风马牛不相及。你只是一个观光客，一个凭吊者，因为——
长征是无法复制的，甚至无法模仿。
因为绝境和死亡无法复制。
冶炼之路
徐贵祥
邂逅日月宝鉴
重走长征路，初到夹金山。
翻越小金县的猫鼻梁山，海拔仅仅才四千五百多米，我们的脚步就开始乱了，身体就开始飘了，呼吸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这时候的人，似乎就有了几分脱俗，有了几分空灵。那一夜没有睡好觉，一方面忍受着高原缺氧的折磨，一方面想象着当年红军队伍的困顿——他们何止缺氧，他们乃是弹尽粮绝。史料记载，红军三过草地，其中两次正是冰天雪地的季节。我们在夏天盖着棉被，腹中填充了足够的热量，尚且感到寒意，那些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红军战士在风雪刀剑的蹂躏之下该是怎样的情景?想到这里，不寒而栗。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羸弱和另一类人的顽强。
高原的第一夜下榻在小金境内一座藏式宾馆里，一边是山，一边是河，流水潺潺，夜雨不期而至。昏昏沉沉不知何时，我看见了那位戴着眼镜的女红军。她是鄂豫皖地区的一位知识女性，是怀着拯救贫苦大众的愿望参加红军的，在一次渡河过程中，为了首长的安全，她松开了马尾巴，被激流卷走。而那位首长，正是她的丈夫。恍惚中，她飘然进入我的视野，凝视着我并发出轻微的叹息。后来我们就开始对话。
我说你不该松开马尾巴。你应该同他生死与共。
她说你不可能体会的，需要马尾巴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而他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能来抓他的马尾巴。
我说在放弃生命的时候你有没有过动摇?
她说有过，我多么想活下去啊，可是彼时彼境，我别无选择。我死了，留下他和他们，就能把我们的事业进行下去。
我说你知道吗，后来革命成功了，他也当上了将军，娶妻生子，尽享天伦之乐。
她说我们革命，就是希望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我说你有没有感到不公平?
她说你不能用你们今天的心态去揣度我们。我们没有那么复杂，我们那时候就是一个想法，为了信仰，为了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