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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
作者：林贤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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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没有尽头，痛苦也就没有尽头。行文至此，筱敏的英雄赞歌便从最高亢处滑落低音区，而以无限低回的调子重复诉说个人的柔弱与无助。悖论是一个圆圈，她回到了原点。于是，我们看到，西伯利亚硬利的冻土上，有温软的贝加尔湖的寂光；在满天星光之夜，蓦然降下沁凉如水的泪滴；是灿烂的午后，那个女子的一双渐渐暗淡下去的眼睛，透过荧蓝的幽光，仍然在凝视着别一世界……这些结局，都是与传统的"大团圆"相反的。筱敏并不曾遮掩英雄的败绩，甚至特别注重这败绩，对她来说，或许会认为这正是人类光荣的所在，所以才用了满含崇敬而忧伤的言语，抚哭叛徒，并藉此安慰自己，和同时代的人们。
由于个人无力维持自己的尊严和自由的权利，因此，也就产生了联合反抗的社会革命思想。从本质上说，革命思想是人类的理想，是人类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斗争的前奏，以致贯串斗争的始终。筱敏赞美革命，一如不断地赞美理想，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是可以理解的。她有一个散文集子，名字就叫《理想的荒凉》。所谓"乌托邦"，对于她，与莫尔设计人类未来社会的"大一统"思想完全无关，不过借作理想的代名词而已；而赋予的意义，是正相反对的。当理想异化为专制的现实，革命因僭妄而演变为纯粹暴力，她坚决反对，态度十分决绝。但是，哪怕人类经历了一万次这样的劫难，她仍然不会放弃对革命理想的追求。
专制与革命，在筱敏这里，是一直胶着在一起的。历史上的专制主义者总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所以，对于革命，筱敏总是从个人性出发加以判断。她认为，革命不仅仅是社会运动而已，它必须使每一个人--无论贵族或平民--都能获得自由的权利与人生的尊严，而不是相反。这种检验革命的方式是极为简明的。对她来说，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其实都是针对人类个体的生死得失而言；甚至可以归入个人主义的名下，通过个人主义去破解这所有一切。在她看来，三个概念不是并列的，她不需要那种繁琐哲学。对于那些标榜为伟大正确的主义，理论与宣言，也都同样如此，她认为是必须经由个人的体验而后才告成立的。总之，个人权利就是一切。这是颇有点"原子论"的味道的。然而，筱敏又通过人类的"类"和人道的"道"，把所有个人在无形中联系了起来；这样，不管如何言说个人，都有一个"场"的存在。她反对的，惟是通过固定的组织加强这种个人之间的联系，以致在权威的参与下，形成一种控制的力量，最后取消个人。在关于纳粹德国的一组随笔中，筱敏以浓墨书写个人自由的信念和理想；而这，不同于英雄赞歌的是，它是通过揭露权力的强化和群众的盲从，也即挑战政治霸权和社会霸权进行的。纳粹党人，这些极权主义者，一方面限制和禁止言论出版自由，大量焚书；另一方面利用语言巫术，积极推行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活动，在社会上散播种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感情瘟疫"，制造群众的卑怯心理，偶像崇拜和宗教狂热，使他们"甘于服从圣命，甘于自我牺牲，甘于被奴役被蹂躏"。整个民族达成了一种共识，就是：秩序比自由更重要。集会高呼："党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国！"此时，在个人之上，便有了庞大的集体，有了党，有了民族和祖国。这种现代独裁无疑是比古老的君主政体更为严厉的。过去是由个人最大限度地剥夺，现在则是最大限度地剥夺个人。而对这段"别人的历史"，筱敏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把属于个人的基本的东西从蛊惑人心的专断而混乱的宣传中划分出来，确定它的价值，厘定必要的界限。她断然说道："无论怎样纯洁的血统，怎样至上的民族利益，怎样炽热的爱国主义，也绝不能取消我们的自由和权利，绝不能把自己与专制体制或大独裁者联结在一起。"这是筱敏与张承志明显不同的地方。关于民族尊严问题，她认为，这是必然地同个人尊严连在一起的。她说："什么是民族的尊严？一个将公民的眼睛和嘴巴贴上封条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一个取消大脑，践踏个人自由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一个倒伏在专制强权之下，到处流行政治的情感瘟疫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一个无视个人尊严的民族是没有整体的尊严的。一个拒绝审视自己，用一些含糊的修辞遮掩罪过，拒绝忏悔的民族，同样是没有尊严的。"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复杂的革命，至今学术界聚讼纷纭。筱敏涉足其中，只是出于社会运动的吸引，试图探测与个人的记忆相叠合的内容而已。关于这场震荡了整个欧洲的血腥的大革命，她有一个发现就是，平等的原则古已有之，并非为大革命所开创，惟有自由的原则，才是大革命的旗帜。个人的自由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筱敏同意按一七八九/一七九三年划界，把法国大革命分为前后两部分，就是因为前期是确立和坚持自由―人道的原则的，后期则是叛卖了这些革命的原则的。筱敏与保守主义者对罗伯斯庇尔的否定，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后者是通过否定罗伯斯庇尔而否定革命，一些否定卢梭的论调其实也如此；而筱敏的否定，正好是为了肯定革命的原则，并力图予以辩护。关于革命后期的血腥行动，筱敏这样说："一七九三年是血腥的，与其说这是革命的血腥，不如说是专制--革命专制依然还是专制--的血腥；与其说这是革命的惯性，不如说是专制的惯性，与其说是平等的祈求所导致的恶行，不如说是整体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传统惰性所导致的恶行。"关于革命自身，她有一个意见，可以看作对"告别革命"一流论调的退一步的反驳，说："革命是否可以不爆发，这固然是一个有研究价值的问题，但它爆发了，也就提供给我们另一种思考方式，去思考我们严酷的生存处境。"革命是对专制的否定，革命必然是个人自由的保护神。筱敏正是抱着这种信念，而不是遵从别的教条否定六十年代在自己的国土上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她对"文革"的定义是："这是一个以人民的名义压制个人的时代"，"强制噤声的时代"。对于"文革"，人们往往在"民主"与"法制"的题目上做文章，筱敏则突出地站在个人自由的支点上。"民主"与"法制"所以流为泡沫概念，其虚伪性，就在于以人民的名义剥夺个人，以专政的名义剥夺自由，而且剥夺起来还居然那么冠冕堂皇，义正词严！筱敏在《成年礼》《革命》等多篇文章中写到红卫兵运动，在她看来，所谓"文革"史，也就是红卫兵的运动史。有一段记忆，这样写道："一九六八年对于红卫兵的一代也是一个界线，他们有的被体制抛弃了，有的被体制吸收了。姐姐的幸运，使她必然地归入了被吸收的一边，也许她反叛的性格使她被吸收的过程比较痛苦，但她到底没有逃逸出来。这是我以为与革命的美感不相吻合的一个结局。"这里特别提到一个体制问题。所谓"与革命的美感不相吻合"，就是说，红卫兵运动仅有的一点自由气息被体制化了。在这里，即使筱敏的看法颇异于时行的全盘否定红卫兵运动的结论，但也不同于张承志的肯定式。无论筱敏以怎样赞许的目光看待红卫兵对体制的冲击，或是以悲悯的目光送走红卫兵运动的最后的残辉，她始终在烈火和灰烬中寻找那一颗自由的种子，人类生命和思想的脆嫩的胚芽。
关于知识分子批判，筱敏集中在自由和责任方面，而这同样是由个体所贯穿的。所以，她所叙述的知识者，几乎全数笼罩在极权主义的阴影下，通过极度体验，以便于观察和表现他们的作为社会角色的一般的生存形态。她写了德国的，沙俄和苏联的，以及中国文革期间的知识分子，都是曾经受到历史严酷考验的知识分子。知识者从本质上说，是自由思想者和言说者。自由在这里有自由权利和自由精神这样内外两个层面。在极权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自由权利也即言论出版的权利，往往被权力者所剥夺；而自由精神，则是个人惟一可能保持的。所以，对知识分子来说，所谓责任，就是坚定地保持内面的自由并努力地加以表达。对此，筱敏认为，沉默是不可饶恕的；尤其不可饶恕的，就是对自由精神的叛卖。近年为中国学界所鼓吹的德国著名学者海德格尔，筱敏在文中所以严词苛责，不予宽容，就因为他甘当忠顺的奴才，出卖知识分子精神。文章说："海德格尔始终是一个忠实的纳粹党员，他忠实地把党费一直交到柏林被攻克的那一天。忠实的党徒而诗意地安居--姑且不论是党的诗意还是个体生命的诗意--如果是可能的，那么，忠实的党徒而同时是一名自由思想者，却是不可以想象的。"纳粹政权一面处死和流放知识者，一面肆意践踏文化和文明，一面是怀柔政策，施以"恩典"。筱敏在《书的灰烬》中揭露说，除了海德格尔等教授者流，还有一批艺术家，"心甘情愿让人在他们脖子上套上轭，并且受宠若惊地亲吻那金黄的轭"。她指出，群众对纳粹党的极权主义的拥护是不可以以"被迫"或"被蒙骗"作为理由加以开脱的，尤其是知识分子。在关于文革的回顾中，她沉痛地反省说："任何一位知识者，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沙漠期的形成，都负有责任。"说得低调一点，这责任，惟在"应该开口说话"而已。但是，对于如何行使"说话权"，这里便多出了一个立场问题。筱敏强调说，"言说的是个人的思想，而非钦定的思想"；她简直以一种不容讨论的语气指出："任何一位知识分子，在狂躁的时代里，都有义务摆脱集团思维的模式，回到纯粹的个人立场。"筱敏写了知识分子当中的优秀代表，他们都是为了争取独立思想和自由言说的权利，而成为危险和死亡的自觉的承担者的。在《两位女性》一文的结尾处，筱敏援笔写道："我们的幸存，是由于有人在我们的前头承当了不幸。"明显地，这里带有一种自审意识，一种深沉的痛感。
其实，筱敏的所有文字，恐怕都是这种痛感的释放。她写社会历史，写革命，写自由，写民主，写知识分子，写家庭和女性，都来源于对自身困境的深切感知和深刻内省，而并非来自逻各斯世界。也就是说，这一切对她来说到底不是公共话题，而是私人话题。所以，她在写作的时候，才有了被粉碎的感觉，疼痛穿心的感觉。对于类似体积大小，分裂，粉碎这样的现象和意象，筱敏是极度敏感的。可以看出，在她那里存在着一种压力恐惧症。所有的拒绝和对抗都源于恐惧。也正因为如此，她的优美的诗意文字，就多出了一种意外的物质。在使用同一种文字的时候，别人是明亮的，她是灰黯的；别人是飞扬的，她是沉降的；别人是箭一般直达的，而她则是扭曲的，一如植物的带有粘液的卷须，自我保护般地老是向内侧缠绕再缠绕，回旋再回旋。
刘亮程是九十年代的最后一位散文作家。他才过"而立"之年，却经历了中国农村几千年的世事沧桑。多少庄稼人，牲畜，田野，小麦和树木，在他的眼中化出化入，生死衰荣。他活得太久了。
是丰沃而贫困的土地培养了他的感情，他的哲学；当他以同样为土地所赋予的思维和语言，去讲叙所有一切时，散文界就立刻发现了：这是一个异类。他的作品，如同顿然隆起的一片裸呈的泥土，使众多文人学者精心编撰的文字相形失色。他的作品，阳光充沛，令人想起高更笔下的塔希提岛，但是又没有那种原始的浪漫情调，在那里，夹杂地生长着的，是一种困苦，一种危机，一种天命中的孤独无助，快乐和幸福。而整个散文界，却早已被移植到一个阴凉幽雅的所在了。
对于故土，那村庄里的生活，刘亮程满怀感恩的深情。在回顾生命的来路时，他是自豪的："看看，我的生命上抵高天，下达深地。这都是我在一个地方地久天长生活的结果。"他在《住久了才算是家》一文中，有一段自白说："我一直庆幸自己没有离开这个村庄，没有把时间和精力白白耗费在另一片土地上；在我年青的时候、年壮的时候，曾有许多诱惑让我险些远走他乡。但我留住了自己，我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是没让自己从这片天空下消失。"对他来说，家园并非如哲学家所譬喻的虚幻的所在，而是一个同个体生命切实相关的地方。它有着比"出生地"一词更为丰富的内容，不仅代表空间，而且代表时间，是世代相传的故事以及现实生活的全部。那里的阳光和空气早已化为自己的体温，混和了自己的气息，即使远走天涯，仍然留在体内，激起永久的渴望和怀想。
刘亮程走不出家园。他自称是一个扛着铁锹"闲逛"的人，因此，在他那里，根本不存在类似"城市人的闲情逸致"；他不断转悠，却依然留在原处；像他描写的那条老狗那样，成了村庄的一部分。他一直在内心里琢磨：从房子到家，从道路到归宿，从播种到收获，从这种活计到那种活计，从这具生命到那具生命。他听灰鸟动听的鸟语，他找草绳拉直歪斜的胡杨，他走向虫子，走向老狗，老马和老人，体会那垂暮之年的悲怆。《寒风吹彻》一文，写到一个老人在冬天里冻死，他感叹道："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我们帮不了谁。我的一小炉火，对这个贫寒一生的人来说，显然杯水车薪。他的寒冷太巨大。"应当承认，乡村的悲剧不同于城市的悲剧，农人的悲剧不同于市民的悲剧，前者不但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因此更为惨苦。
在人畜共居的村庄里，人与畜的命运总是连在一起："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虫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刘亮程随时随处感受着如此一般的生命，彼此相通的灵魂；于是，他得以借助村庄里任何人或任何畜物，以不同的身份，方式和口吻，表达同一种哲学。"我喜欢在同一个地方长久地生活下去--具体点说，是在一个村庄的一间房子里。如果这间房子结实，我就不挪窝地住一辈子。"这是一种哲学。"我们干完的事，将是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大的事情。""所谓永恒，就是消磨一件事物的时间完了，但这件事物还在。"这是一种哲学。"我没骑马奔跑过。我保持着自己的速度。一些年人们一窝蜂朝某个地方飞奔，我远远地落在后面，像是遗弃。另一些年月人们回过头，朝相反的方向奔跑，我仍旧慢慢悠悠，远远地走在他们前头。"这又是一种哲学。这类哲学不同于那类由僧侣和学者操作的经院哲学，那类根本无法消化的系统哲学，那类学术呓语。这是"乡土哲学"；是一种生活态度，就像盐溶解在水里一样，散布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地方。关于乡土的散文，萧红、沈从文、孙犁、汪曾祺、贾平凹，用笔多在描述故事，人物，风俗，点染氛围，或添加一些抒情性的文字。无意于这一切，而集中于写一种哲学，一种心理文化，刘亮程是独步的。在他那里，始终有一种"命"的纠缠，这种纠缠便构成了哲学，决定着他的散文内容，甚至写法。
我们发现，刘亮程的哲学是有一条粗大的根牵系着的，那就是：世界从来如此。对庄稼人来说，这是历史实存，也是未来宿命。刘亮程在写他的生命体验时，常常触及"偶然"，人和活动的命运因偶然而岔路丛生，前途迥异。结局如此，原因盖在于偶然无法克服必然，偶然之后定是必然。黑格尔式的结论："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表面上看起来，作者对这种保守的哲学思想是认同的，所以通篇不见批判的烟焰。在他的笔下，村庄是太平世界。做一条小虫，一条狗，或是一棵树，长在村前村后都没关系，只要不开花，长得不直，便不会挨斧头。"一年一年地活着。叶落归根，一层又一层，最后埋在自己一生的落叶里，死和活都是一番境界。"其实，做一个人也如此。村庄里一切的位置都已固定，无从挪动；也就是说那种镇定的力量--无论传统，无论体制--是过于庞大了，是荏弱的生命所不堪承受的。实际上，刘亮程在此已经写下他的潜台词，一种有如鲁迅笔下的狂人般的反诘："从来如此便对么？"这样，在刘亮程的文本中，凡是合理的地方都成了不合理。哲学产生了反哲学。无论显隐，两种哲学的对立是明确的：一是肯定，维持，忍耐；一是否定，变革，反抗。然而，最令人震撼的悲剧事实是，人类生不堪命的反抗，在刘亮程的笔下就是"逃跑"。逃跑是不容易的。在《逃跑的马》中，他写到惟一跑掉的一匹马，这样说："我们没有追上它，说明它把骨头扔在了我们尚未到达的某个远地。马既然要逃跑，肯定有什么东西在追它。那是我们看不到的、马命中的死敌。马逃不过它。"这叫绝望。作为绝望的反抗，逃跑，毕竟敞开了一种未来的可能性；更为残酷的是，像文中的另一匹马那样，"放弃跟命运较劲"，老了以后被人拴在草棚里，气息奄奄地等待死亡。在《城市牛哞》里，作者偶遇的牛群则不但不能逃跑，连求平静的老死的机会也不可得。它们并排站在卡车上，像一群没买到坐票的乘客，带着天真而好奇的目光穿过市街，直至屠宰场。文章写道，"城市的所有工作被一种叫市民的承揽了，他们不需要牲畜。牛只是作为肉和皮子被运到城市。"而牛知不知道它们的下场呢？牛会不会在屠刀搭在脖子上时还做着各种美梦呢？接着，作者将文路突然引到自己的身上：
我是从装满牛的车厢跳出来的那一个。
是冲断缰绳跑掉的那一个。
是挣脱屠刀昂着鲜红的脖子远走他乡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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