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随笔一束：墙：里面和外面等
作者：朱正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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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跳。回头看见那位广东警员还站在我面前俯视着我，真个是眼若铜铃。接下来的细节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我慌慌张张地抱起我的行李，行李中包裹着的纸张散落得满地都是，还有一只袜子也掉在地上没敢收拾。这之后我跟着本地警员穿过走廊，转了一个九十度的弯，来到一个上了大铁锁的门前。我刚才显然产生了一个误解，把值班室当成了我将被囚于其中的牢房。而在这上了大锁的门前我又一次产生误解，以为门里面等着我的是一间空房，因为除了开锁声，我听不见任何声息。殊不知门一开，一道光射进门里，十数双眼睛则一齐射向了我。大约不到二十平米的房间里，地板上贴着三面墙端端正正地坐着十三个人(这数字是后来数的)，也形成一个U字形。虽然光线较暗，我仍能看得清，这十三个人个个是光头。早就听说坐牢的人由于缺乏日照而脸色惨白，但那十三张发青的脸还是使我一见之下有些骇然。牢门未关上之前他们统统不说话，端坐在那里有如十三尊泥塑的罗汉。牢门关上后又沉默了几十秒钟，直到那位警员的脚步声去远，然后，就像一锅水突然开了一样，十三个人几乎同时开口说起话来。他们热烈地议论着，还不时指指点点。也有人直接来对我表示关怀，问长问短。我坐在靠门一侧的墙根(只有这一侧是空着的，角落上安放了一个马桶)，一言不发，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对面墙上的铁窗。原先以为铁窗就像一个铁栅栏门(电影上见过)，里外站着两个人还可以富有诗意地对话。没想到这墙上的铁窗竟是那么小，并且还那么高不可攀。铁窗外可瞅见那高墙的墙头与墙头上的电网，电网上方还可以看见一段长满青草的山坡。说是“一段”，是因为从我的视角看，既不能见顶也不能见底，事实上我看见的只是很窄很窄的一段。就是这段“青山”，后来曾引起我无数遐想。我想象某位亲友出现在那一段“青山”上向我张望，向我招手，向我传递墙外的信息。老天知道，那种想象每一次都会让我神驰万里，不知今夕何夕!
当时坐在那里我却是什么也没想。我只是有些诧异：我到底所怕何来?我并不怕那墙上的手铐，也不怕那位广东警员明显是装腔作势的恐吓，但我竟然双膝一屈就跪在了地上，我竟然在收拾行李时那样地慌慌张张，我竟然坐在这地板上仍然心跳不止。我分明很怕，却不知怕的什么。这很可能使我当时显得一脸的惶惑。同牢的人却误解了我的表情，一位聪明人就在那里悄悄地发表宏论：“来者非凡，你看他那副毫不在乎的模样。”其实我当时的心情，大约是受过惊吓之后出现了一种涣散，就好像一只聚光不好的手电筒一样。
事隔几十年后，我时不时地还会琢磨我当年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我所怕何来?有时候我会想，如果粤语当时就像今天这样普及，我就不至于听不明白那一句“跪下”，而如果当时我就听明白了，或许就不至于因仓促反应而急忙跪下，接下来也就不会兵败如山倒般地慌乱不已了。这样想时，真恨不能晚生三十年啊!当然，其实这种想法也不过是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的惯常伎俩而已，那以后我不止一回在听得很明白的指令下顺顺当当地跪了下去就是一种证明。到我学会不再下跪或者说学会让警员不再对我下此种指令时，我在狱中度过的时光已将近两年了。时至今日，对于我曾下跪的历史我不敢稍言屈辱，因为我知道“我怕得有理”(我在这里借用了鲁迅先生《狂人日记》里的一句话)。汉朝名将周勃从大牢中脱身之后曾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切不可将此语理解为傲视“狱吏”。《史记》一书中记载分明：“勃恐，不知置词。吏稍侵辱之。”不管世道怎么变，监狱总是“里面”。“里面”有“里面”的法则，万世一系。进得那道门，“狱吏”给你上的第一课就是：“不管你在外面是何等人物，有何等风光，进了这道门就都归我管!”
回头再说当年我一头栽进牢房后坐在地板上发了半天呆，同犯(囚犯们套用同志、同学等用语发明的相互间称谓)们一边窃窃议论一边耐心地等我缓过气来，随后才与我展开对话。他们问我犯了什么案子，我问他们已经坐了多长时间。那一阵寒喧对于他们来讲已属日常会话(我毕竟不是第一个后来者)，对于我来讲却无异于踏上了一片新大陆。在他们看来．你既然来了，就成了我们的同类。这变化只发生在铁门重新锁上的那一刹那，根本就不需要过程。在我看来，我其实是一个异乡人，只不过因迷航而误入了他们的国土，不久后我就要返航回乡。听他们介绍自己的历程，我不免心惊肉跳：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全都已在此间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我不相信自己会遭遇同样的命运，所以反复对他们强调说“我的情况不同”。他们都是过来人，当然不会介意我的此种反应。初来者觉得自己“情况特殊”，而事实上是比你“特殊”的还大有人在。那年头似乎是有人抓人，无人审案。有一位因“杀人嫌疑”入狱者坐满十年后才得审理清楚“无罪释放”，看守所所长还以此为例教育我们要相信政策(不是要相信法律)。他说，我们从来就讲实事求是。某某嘛，我们关了他十年，查清楚他没问题，我们还不是把他放了?云云。
第一天是怎样过去的?我的记忆中只留下了那个下午。按规定中午须午睡，不管是否睡得着，所有的人都得躺下。我躺在地板上侧耳倾听墙外的动静。只要有汽车开过或类似汽车开过的响声我就会焦灼以待，希望听到刹车声，希望那是公安局开来的车停在了大门口，然后进来一个人对我说：“起来，跟我出去!”这种焦灼十分尖锐，一个下午都让我不得安宁。接下来的印象就是第二天早上了。我大概在夜里睡了一个好觉，身旁的响动让我惊醒。天还没亮，周围的人都已“起床”。有的坐在床上(即地板上)，有的站在地上，正在做着各种姿势不同的自编体操。房门锁一个接一个地响着，“管教干部”(囚犯对警员的称呼，简称干部)连声吆喝着，屋外院子里有许多人急促地跑着。——放风倒马桶，“里面”的生活真正开始了。
朱正琳，制片人，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砍大山”》、《余响》等。
另类
赵 园
我已不能准确地记起，自己是什么时候有了“出身”这概念的。或许并非在“反右”之后；只不过“反右”使我获得了一种身份：“右派子女”。“出身”的严重意味，肯定是到了这时，才被深切地领略的。此后发生的事情略有一点戏剧性，即在那时常常要填的诸种表格中，起先在“出身”一栏填的是地主——依据的大约是后来所谓的“查三代”的原则，到中学毕业前夕(想必与高考有关)，如同施了某种小小的诡计，随大流地将“地主”改成了“职员”。这种小伎俩自有被拆穿的一天。记得文革最热闹的那段时间，躲在宿舍里听外面的辩论会，就听到了如下问答：(众声喝问)：什么出身?(答)：职员。(众)：什么“职员”!滚下去!那之后，在诸种填不胜填的表格上，我虽仍旧填我的“职员”，却总像是有点鬼祟。而在这进程中，有了心病的对此种表格的恐惧，填写直系、旁系亲属的“政治面貌”一栏，总令我有当众受辱之感。我始终不能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