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随笔一束：墙：里面和外面等
作者：朱正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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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事上麻痹自己，将此视为惯例而处之泰然。
也不记得打从何年何月起，这类表格竟少了起来，而且其上渐渐隐去了“出身”一项。我想最初我肯定会有被大赦似的庆幸的吧，奇怪的是，竟也并无此种记忆。此后的事态发展更匪夷所思，我的姊妹中竟有了不止一个党员，且有人从事过“党的工作”，而我记得我的这个姊妹是连入团也曾大费周章的。时至今日，我们自然早已适应了新的身份与处境，无不心安理得。“忘却”这一心理功能实在是上帝之于人的一大赐予!因而当今年劳动人事部的“履历表”发下时，我竟像是猝不及防似的，有时间倒转之感。当然那种感觉只是瞬间而已。
在上述变化发生之前，我也曾像同类那样，被不断地告知应当“划清界限”，更严重的说法，是“背叛家庭、阶级”，较温和的告诫则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的姊妹在选择配偶时，无不以“好出身”作为一种不明言的条件。只是到了我以大龄青年而与后来的丈夫相遇，在听了他极坦白的自我介绍后，竟因了曾同属“另类”、“门当户对”而放下心来。时值七、八十年代之交，人的思路有了如此微妙的不同。与他相熟起来之后还发现，这两个绝无机会相谋者，竟作出过同一决定，即不要子女，以便“消灭剥削阶级”。
其实即使风水转换也可能是积渐而至，只是人们往往不大察觉罢了。就我的经验，那变化的契机正在将“出身”强调到了极度的“文革”中。大约是“文革”中后期吧，我突然领到了一种身份：“可教子女”(全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出自伟大领袖的一条“最新指示”)。当时北大正在京郊平谷县的山区搞“教改”，被认为属于这种身份的同学，被军宣队召到了一处“落实政策”。由我看去颇有点讽刺的是，这当儿和我待在一起的，正有几年前还视我为“另类”者。我猜想他们一定会为与我归入了一类而感到耻辱。有趣的还有，这些被“落实政策”的子女们像是全无感激之意，倒都有点悻悻。甚至如我似的老牌“黑五类子女”竟也不安分地想：凭什么说我们是“可以教育好的”，难道他们都是不必教育、天生革命的?这“可以教育好”岂非认定了我们本来不好?
在某种意义上，“可教子女”也如“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文革”中所发明的像是意在“解脱”却使当事者备感屈辱的名目；有理由认为使对象受辱(亦一种隐蔽的惩罚)正是动机的一部分。我们这民族从不乏将人分类以及命名的艺术，也是一种“语言智慧”吧，上述构造精致的语言材料即可资证明。这类文本到了现在已必得详加注释才能为年轻者读懂，我却认为包含其中的意味，即使再详尽的注释也不可能传达。
“出身”作为问题在文革中的经历，还远为复杂。即使有过大量迫害的例证，同属“另类”者的“文革”记忆也仍不妨互有不同。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可能体验过某种“解放”之感。在我的经验中，正是混乱与破坏，给了他们这稀有的机缘。我的相册上保存着二姐“文革”初期在天安门前私自戴着红卫兵袖章拍的照片，摆着当时最流行的姿势(我认为那姿势由二姐做来，特别的帅)，将小红书抱在身前。那袖章我只在她的这张照片上见到过，也无从猜测当她将这袖章戴在臂上时，有没有类似混水摸鱼的不安。多半没有的吧。二姐是我的姊妹中最单纯的一个了。此后大规模的串联中，她和我的妹妹更大着胆子，走到了尽可能远的地方，据说所到之处并未遭遇与“出身”有关的盘查。由于某种身份自觉，我没有参与串联，我的姊妹也不曾想到有可能邀我同行。只是她们自己现在也未必说得清楚，她们在旅行中享受与红卫兵小将同等待遇，是否就真的心安理得，有没有过“鬼祟”之感。
“派仗”也属于此类机缘。据我所知，“文革”时期各地的派仗中被对手以“大杂烩”攻诋的组织，通常即所谓的“造反派”。“大杂烩”自然指成分的不纯，藏污纳垢。这固然因“造反”者对秩序的蓄意破坏，也往往出于实用的目的，即招兵买马(亦对手所揭露的招降纳叛)，扩充实力。无论如何，这给了你混迹群众组织的机会，你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公开亮出的身份，“××革命群众组织成员”。尤其令人玩味不已的，是“革命”二字。非身历者绝对不可能想象这身份对此类人的意义。他们中的有些人，“文革”初期为了证明“决裂”与“忠于”，曾将毛像章别在胸前的皮肉之上，当着此时，即不惜为了这袖标而在派仗中从容赴死——那些甘冒矢石的勇士们尽管汇集在同一名义(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却不妨骨子里有如上的不同。
揭示上述差异未见得多余。我早就在担心笼统的判断正在使人各不相同的经验、经历湮没不闻。何况有些经验，非亲历者固不能形容，即亲历者也未必能形容。“历史”大约就是这样，因不断的删繁就简终至于众口一词，像我在南方所见熏干且上了色的腊肉，永远失去了复原的可能。
至于我本人的“身份”，在文革中另有复杂性。事实上这身份究竟是什么，我直到现在也并不确知。这种神秘性才构成真正的威慑。到研究所工作之后听说，室里的一位同事，1957年反右后，带了某种身份被遣到外省，在被诸用人单位一再拒绝后，他本人竟还不知情。这些应当是写卡夫卡式的小说的材料，记得也有人写过，只是终不能如卡夫卡作品有力罢了。我们本应有“自己的”《审判》或《红字》，我们对那种情境、体验绝不应感到陌生。甚至还不止于此，发生在我们这里的怪诞与荒谬，岂非早已抵达了人类想象力的极限?
话说得远了。再回到“另类”这话题上。我还想说，你要在被划归另类的境遇中，才有机会体验被遗忘之为幸福。哥哥曾说起当年他在牛棚时，宁愿在大冷天被派到远离单位的地方干活。因为这样他才能将棉衣连同缝在上面的牛鬼蛇神的黑袖标剥下，哪怕要为此而狂奔取暖。我也在这过程中，喜欢上了走在全然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们中，只为了被遗忘，同时遗忘(被身份符号所指认的)自己。
因了同样的理由，我对两年的插队生活心怀感激。在那间借的农舍里，我与临时凑成一家的几个“大学生”，在乡民眼里是平等的。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没有过以我为另类的任何揭示抑或暗示，竟至使我忘乎所以，直至“再分配”那一天到来，才理所当然地由幻境坠回了现实。我还能记起那被重新指认时的绝望，心灰意冷。与可疑的身份一起的，另有其他暧昧的传闻。我也在这时才得知，发生在“文革”前夕的自杀事件，已被调制成了极合大众口味的故事。一个分配在公社卫生院的医科学生，将她听到的关于我的谈论告诉了我，那神情态度中既有怜悯，又有牵连受辱似的嫌恶。这之后的一些年里，这种指认还发生过。我甚至由知交的脸上，也读出过怜悯、疑惑与嫌恶混杂的神情，而我也仍如再分配时那样，整个心颤栗不已。
在前不久所写的散文中，我写到了那次分配期间逃亡似的经历。当日的目标，只是逃回父母所在的郑州；所欲逃离的与其说是乡村，无宁说是当地的政治环境，即有可能因出身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