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哈维尔：一部六幕政治悲剧
作者：［斯］斯拉沃依·兹泽克 著 单正平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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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把“真人”当作受到崇拜赞美的公众形象的附属品。无疑，斯大林时期的官方照片，经常要经过修饰，明显看得出是有意为之。这表明，“真人”和他所有的特质，已经被一个偶像所替代。哈维尔当然与此相反：斯大林主义领袖被仪式化地简化成一个赞美偶像，哈维尔的魅力在于他是一个“真人”。悖谬在于，纯粹的“个性祭仪”，只能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获得兴旺的香火。
虔诚信仰者：比异议分子更危险
哈维尔写于1978年的文章《无权者的权》，试图解释后期社会主义是如何在国家和家内部、在日常生活层面运作的。重要的不是民深深信仰统治意识形态，而是他们顺从了种意识形态赖以获得物质存在的表面的仪式实践。哈维尔的例证是一个菜贩子，他是一谦谨的人，洞悉官方意识形态而态度漠然。在国家节日里机械地服从统治，用官方口号装饰他商店的橱窗，有群众集会时他无动于衷地参加。尽管他私下里抱怨“那些掌权者”的腐败无能，民间智慧(如嘲讽权力腐败)的段子也令他开心，这一切，既使他有合法的姿态，又能用自己的眼睛，看清高尚外表下的虚伪。但当有人试图鼓动他参加抗议活动时，他质问道：“你是要我卷进这些事情，将来让我的孩子受牵连?这真能使我振作起来去匡正世道?”
哈维尔认为，如果有心理机构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那么它要治疗的不是信仰，而是1968年苏联干涉后表示驯服的“正常化”这种共同犯罪。当时捷克政府确定，大多数民众都有道德上的不名誉，他们被迫违背了自己的道德准则。当一个人被强迫加入请愿签名，反对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如哈维尔)时，他知道他是在撒谎，而且加入了竞相反对一个最诚实的人的行列，准确地说，就是这个道德背叛，使他背弃了自己，放弃了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目标。政府主动宽恕了自己目标的道德破产，而且还要依赖这种破产。哈维尔的“生活在真实中”的概念，并不涉及形而上学：它所指的是个人在行动上的不参与和逃避丑恶的“客观罪行”。他没有给虚伪留任何退路，包括在日常生活微小的轻松愉快中寻求逃避。他认为，这些冷漠的行动——比如私下里嘲讽官方仪式——是官方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工具。
因此，一个官方后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虔诚信仰者，对政府来说，可能要比早先的愤世嫉俗者更加危险。举两个其他国家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两个象征性人物，埃瓦德·赫任科夫(Evald Hjenkov 1924—1979)和阿历克塞·罗塞夫(Aleksei Losev 1893—1988)，他们是社会主义时代俄国哲学的典型。罗塞夫在苏联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中(1929年)，公开批判马克思主义，经过短期囚禁后，他获准继续学术研究，在二战期间，他甚至还重新开课——他为生存而说的客套话是退回到美学史。在解释过去思想家(尤其是普洛提诺和新柏拉图主义者)的伪装下，他在其中“夹带”自己的唯心主义信仰，而在为书所写的引言中，为了应付官方意识形态，他常常引用一两段官方哲学家的话。用这种方式，他度过了前苏联所有的兴衰变迁，1989年后，作为可信的俄罗斯精神遗产的代表人物，还赢得了人们的赞扬。而赫任科夫，是堂堂正正的辩证法学者和黑格尔专家，同时也是虔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写的文章富有活力，个性鲜明。他坚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严肃的哲学，而不是一大堆官方格言。这并没有得到好报：他被逐出教门，被迫自杀。
第二个例子是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和其中的根本性悖谬。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在告诫人民要把他们的生活约束在党和国家的框架之内，威权媒体在批判个人的冷漠和逃入私密领域。然而，一种准确而真实可信的自治透明度和共同利益的组织化正是当局最为惶惶不安的。在这种情况下，当局认为，对它的宣传不必过于拘泥字眼，事实上，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它的意识形态，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所求。对当局来说，最大的灾难莫过于它的意识形态受到认真对待，并以之作为行动的目标。
东西方反对派：言行悖谬的伪善者
哈维尔尤其看到了西方学院派左派和共产主义国家内部反对派的伪善本质，认为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中几乎不存在对斯大林主义的理论质疑，反倒一直被法西斯主义所困扰。标准的理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家并不想太公开地反对共产主义，因为他们担心被身处其中的西方国家的冷战鼓吹者玩弄于股掌之上。但这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如果他们身陷困境而处于冷战之中，那他们应该选择西方自由民主(就像马克斯·霍克海默在他的后期著作中的一些直率做法)。斯大林主义是个创伤性主题，在这个问题上法兰克福学派不得不保持沉默一沉默是他们与西方自由民主派维系隐秘团结的唯一方法，舍此就丢掉了他们激进左派的面具。
他们与西方体制的最终结盟，相当于民主德国内部的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派所作的姿态。尽管这个反对派的成员批判共产党的统治，他们还是认可这个政权的基本假定：联邦德国是新纳粹国家，是纳粹政权的直接继承者，因此，民主德国的存在，作为一个反纳粹的堡垒，必须不惜代价加以维护。当社会主义制度真的受到威胁时，反对派公开表示支持。反对派仍然相信这种制度具有内在的可改造性，但又认为真正的民主改革要从容进行，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快速瓦解，只能导致德国回归法西斯主义，从而扼杀“另一个德国”的乌托邦理想，尽管这个理想所有的辉煌和失败都已在民主德国体现出来。
所以，反对派知识分子在1989年对“人民”的不信任如此之深，以至他们反对自由选举；完全可以想象，如果给了人民这个机会，大多数人将选择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马克勒(HeinerMucUer)说，如果希特勒回来掌权，许多西方社会民主党人会玩同样的游戏，会更愿意接近这种“具有改革思想的”共产主义者而不是持不同政见者，后者多少会使他们觉得自己成了这个进程的障碍而感到困窘。哈维尔很清楚，苏联1968年的干涉，保护了西方人关于“布拉格之春”的神话：乌托邦观念是捷克人自己放弃的，他们会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和真正的资本主义之间作出可靠的选择，从而获得新生。实际上，如果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不在1968年8月干涉，捷克的共产主义领导也不得不强行制止，而捷克斯洛伐克也仍然是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国家，或者会转变成一个标准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可能具有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党风味)。
哈维尔也洞悉西方学院派左派的欺骗性。这些左派对行动没有兴趣，因为行动仅仅是一点可信的经验。他们让自己追赶西方学院里收入颇丰的同行，而让理想化的他者(古巴，尼加拉瓜，铁托的南斯拉夫)充当他们意识形态迷梦的素材：他们通过这些他者作梦，但如果这些他者放弃社会主义，选择自由资本主义而干扰了他们美梦的完满，他们就会转身而去。这里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