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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一部六幕政治悲剧
作者：［斯］斯拉沃依·兹泽克 著 单正平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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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意思的是，西方左派和哈维尔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彼此间缺乏理解。在西方左派看来，东方的持不同政见者对他们所信仰的自由民主的认识太天真——他们否定社会主义时，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了出去。而在持不同政见者眼中，西方左派跟他们玩的是资助游戏，否认极权主义的真实严酷。他们认为持不同政见者没有抓住社会主义崩溃所提供的唯一机会，作出导向资本主义的可靠选择，因而多少有负罪心理，这纯粹是虚伪。
形而上学：两种信仰是一回事
在解剖晚期社会主义时，哈维尔总是以为，西方自由民主根本没有遇到可靠的社会和“生活在真实中”这样的理想，后者代表了他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那么，他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把对极权主义的否弃，和对批判性洞察西方民主的需要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他的结论是追随海德格尔，在资本主义的技术至上中发现其自我增强生产力的疯狂舞蹈，和更为根本的先验本体论原则的表现——“权力意志”、“工具理性”——这些在共产主义推翻资本主义的尝试中同样有所表现。这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启蒙辩证法的观点，它第一次设想从具体的社会一政治分析根本性地转向哲学一人类学归纳，由此，“工具理性”不再植根于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反而被设置为这种社会关系的准先验“基础”。海德格尔求助于准人类学或哲学原则，哈维尔一旦认可了这一点，斯大林主义也就失去了它的效用、它的政治动力，而变成了这种原则的另一例证，为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所引用。他认为，从长远看，俄国共产主义和对美国的信仰，“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是一回事”。
肯尼强调哈维尔对海德格尔有所借鉴，因而其思想的性质并不明朗，他试图以此把哈维尔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像海德格尔一样，哈维尔理解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彻底的现代制度，是膨胀变形的现代生活，许多趋势与西方社会相同——技术至上，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类个性的分裂等。但海德格尔排除了对社会技术性结构的任何积极反抗(正如他死后出版的著作中所说的，“只有上帝能拯救我们”)，而哈维尔则不同，他把信仰置于“来自底层”的挑战，置于国家权力框架外的“公民社会”的独立生活之中。他坚持说，“无权者的权力”就存在于“公民社会”的自我组织中，这种公民社会蔑视包含在国家和控制管理技术设备中的"工具理性”。
我发现公民社会的概念有两个疑问。首先，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发生的对抗，也就是自由和民主之间的对抗。例如，在美国，道义上的多数本身就体现了(而且能有效地组织起)地方公民社会对自由国家调整干预的抵抗，最近，堪萨斯州把达尔文学说从中学课程中清除了出去，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所以，在晚期社会主义的特殊语境中，当公民社会的概念被用来开辟一个空间，以抵抗极权主义权力时，就没有足够的理由；为什么它不能为所有具有对抗性的政治——意识形态提供空间(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可以对抗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反民主本性的敌对运动等)?对公民社会也有一些可信的表述——公民社会指明了公开斗争的领域，在其中对抗性能够说明自身，而无须作“进步”一方终将胜利的任何保证。
第二，公民社会如哈维尔所理解的，实际上并不是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发展。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的本质并不是一些制度、实践和能够被反抗的意识形态看法，而是决定我们今天如何体验存在、真实如何对我们封闭自身的本体论视域。因为这个理由，海德格尔会发现“无权者的权力”这个概念的可疑，因为它钻进了自己竭力公开谴责的权力意志的逻辑圈套。
哈维尔认为“生活在真实中”不能得之于资本主义，他也错误理解了自己批判动力的来源，这两者共同把他推向了“新世论”。虽然社会主义政权在一些国家的失败，导致了恐怖和灾难，但同时它们也为乌托邦瞻望开辟了空间，尽管这种瞻望是促使共产主义本身失败的原因之一。而反共的持不同政见者如哈维尔所忽视的正是，他们批判、指责恐怖和灾难时自身所处的空间，之所以能够开辟并得到维持，却正是由于共产主义主义者试图逃避资本主义逻辑所致。这表明，哈维尔一直坚持认为的资本主义传统、残忍的形式，不能满足他反共斗争的更高期望，他需要可靠的人类团结之类的东西。这反过来也说明了，哈维尔务实的同事克劳斯为什么一直误认为他是个“社会主义者”。
科索沃：受害者变成害人者
哈维尔反对共产主义的行动之所以有可能实现，是因为有乌托邦方向的引导，又得到共产党政府的支持，但他现在对这个事实似乎视而不见。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悲喜剧式的轻蔑行为，这就是他最近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的文章《科索沃与民族国家的终结》。在此文中，他试图说明，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是把人权置于主权之上；北约盟军未经联合国直接授权就对南斯拉夫联盟进行打击，并非不负责任的侵略行径，或蔑视国际法的行为。相反，按照哈维尔说法，是对国际法的尊重，因为在保护国家主权的法律之上还有更高的法律。盟军的行动出于对人权的尊重，同时也听命于良心和国际条约的规定。
当哈维尔声称人的权力、人的自由……人的尊严深深植根于感觉世界之外的某个地方时，他就要进一步乞灵于这个“更高的法律”，国家是人的创造，人则是上帝的创造!他似乎想说，允许北约武力践踏国际法，是因为其行动听命于上帝的“更高法律”的指挥机构——轮廓鲜明的正统派基督教运动的事业。哈维尔的表述，是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1999年4月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军国主义的人道主义”或“军国主义的和平主义”的一个很好的例证。贝克这种表述并不在于它有一个内在的矛盾，即奥里维拉所谓的“和平即战争”；而在于它在北约干涉时无法面对和平主义自由派的主张：“再多的轰炸和屠杀也不会带来和平”(不用说这是错的)。它甚至不足以指出(像马克思主义者会作的那样)，轰炸目标的选择，并没有经过内心的道德考虑，而是取决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与哈维尔主张相关的主要问题是，干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有仇恨和暴力的罪行在发生；也就是说，干涉的正义性，要由一个非政治化的对普遍人权的诉求来确证。
2000年5月份的《纽约时报》上有斯蒂文·艾尔兰格一篇科索沃阿族人受难的报道，标题是《科索沃妇女，苦难的象征》，从一开始，这个妇女梅丽的身份就是一个无权的受害者，她被剥夺了政治身份，沦落为难民。即便如此，她还是超越了政治责骂——一个独立的科索沃并不是她关心的问题，她只想灾难赶快结束。
她喜欢一个独立的科索沃吗?
“你知道，我不在乎这个那个的，”梅丽说，“我只希望所有这些都结束，但愿再有个好的开始，但愿我的土地我的房子，我的朋友我的家庭都好好的。”
她支持北约干涉的原因，是希望灾难结束。她想弄清楚，来这里的外国人，他们背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