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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一部六幕政治悲剧

作者:[斯]斯拉沃依·兹泽克 著 单正平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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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重建”的秩序而直接从剧变前共产党延续下来的党。主要有捷摩共、蒙古人民革命党等。它们与新社会党的区别主要在于对历史旧账的认识不同,对过去的传统还保留一定继承性,与剧变后的许多“新”人“新”事的距离也更远些。
  4.民族主义化的“共产党”,以1993年恢复的俄联邦共产党为典型,“小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的社会党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此种性质。这类政党虽在剧变后的大气候下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但远未像“新社会党”那样达到脱胎换骨的程度,使它们的面貌截然与前不同的是另一种倾向——民族主义倾向,其中俄国共产党最具代表性。
  5.“正统派”共产党。如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工人党与联共布、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波兰共产主义者联盟“无产阶级”、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劳动党以及前南各国的“共盟——维护南斯拉夫运动”等。这些党是原来的共产党解体后既不愿接受社会民主化,又不愿走上民族主义化道路的那部分力量的集合。
  6.工联主义者与左派农民党,包括对剧变后政府持反对派立场的工会与参加左派联盟的农民政党。它们一般都奉行“劳动高于资本”的原则。但很少用“社会主义”(包括“民主社会主义”)的名称。典型的工联主义(如波兰的团结工会左派)一般都既反对国有制也反对私有制,而要求工人自治,“民主治厂”。
  7.实用主义的“国家主义”政党,这里特指中亚四国的(哈萨克类似俄罗斯,此不具论)执政党。中亚的政治格局是另一种模式,可以说是西方意义上的左、中、右都很难成气候,而处于执政地位的前共产党人及其组织,如乌兹别克人民民主党、土库曼民主党与塔吉克共产党等,从历史渊源看它们似乎应当说属于“左派”,然而东欧“左派”阵营构成中的任何一种成分都与其大异其趣。
  与前苏联不同,在东欧的特定条件下的所谓“反对社会党化的正统派前共产党人”,实际上也受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他们尽管在当地被视为“极左”。甚至被攻击为“斯大林主义者”,但实际上与剧变前的共产党还是有不小的差别,甚至比前苏联的一些号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组织(如劳动人民社会党)都要更“右”些。这主要表现在:
   1.他们尽管反对全盘否定过去,但都强调要与以前的“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成分决裂。如波共盟表示,它“不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继承者”,而是“真心实意按照劳动人民真正利益改造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继承人,是崇高理想的继承人”。
  2.对待社会民主主义方面,这些党都以反对前共产党、改建为社会党而著名,但它们对社会民主主义也并不像前共产党那样界限分明。如前南地区的新共产主义运动党,它一方面以斯大林主义式的立场彻底否定铁托,另一方面却对改建后的塞尔维亚社会党评价颇高。在它看来铁托“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而塞尔维亚社会党却“包含着一些社会主义思想”。
  3.这些党的“半社会党化”最突出地反映在组织原则上,它们几乎都放弃了布尔什维克式的民主集中制而实行党内民主化。如前南地区的新共盟便宣称,正如它反对以“民族利益”来压制公民权利一样。它也反对以“党的利益”来压制党员权利。
  4.在政治、经济纲领方面,这些党也有不少“半社会党”色彩。它们普遍放弃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主义指导以及公有制计划经济等提法,而在纲领中加上了自由、民主、人权、人道主义等内容。它们几乎都不反对议会民主,但强烈抨击“右派专制”。对私有制、市场经济明显反感,但也很少明令禁止,而把重点放在强调国家调节、社会福利与劳动者利益上。如波共盟宣布“坚决反对斯大林关于使用暴力建立社会新秩序的主张,致力于按照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为消灭现制度而开辟道路”。
  “新社会主义”者要回答的头一个问题无疑是对“旧社会主义”的失败作出总结,于是便有了“现实社会主义”(即前计划经济国家的旧体制)是否社会主义之争。对于社会党,尤其是东欧目前“复兴”的那种低调的社会党来说,他们对“姓社姓资”本身毫无兴趣,也不会对这个问题予以关注。只有那些一方面仍具有高调的社会主义理想,一方面又为旧体制的积弊所震惊的人,才会对自己提出这一问题。
  经济上肯定“计划”而政治上否定“专政”,这是在对“现实社会主义”作分解式评价的东欧“新社会主义”者中最流行的观点。这与以下一点相联系,即在今日的东欧转轨中,人们主要是在“市场”问题上歧见突出,而对“民主”则较为认同。
  如果说东欧各社会党无论新老都对转轨大体认同的话,那么不认同目前的转轨便成为“极左派”多少都有的特点。其中,“极左派”对市场经济、私有化的抨击最厉害,对政治转轨则批评较缓和,其中多数批评都是针对东欧一些国家出现的“禁共令”等不符合议会民主制规范的“右派专制”行为的,而对议会民主制本身则非议较少。传统列宁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连同“资产阶级民主”一词在今日东欧左派中已不常提,即或偶尔提及,也大都针对形式问题,如选举舞弊、金钱政治等。
  至于经济转轨,由于在几乎任何前苏东国家它都是“代价最大”、“痛苦最多”的领域,自然也是任何反对派(无论什么“主义”者)都集中指责的领域。由于在多数国家右派与社会党都曾轮流执政,也曾因此轮流失去了指责资格,而“新社会主义”者则一直处于批判者的位置。所不同的是,俄共等独联体国家中的左派集中抨击的是原始积累的野蛮性与寡头垄断性,而中东欧国家的市场转轨相对较为规范,所以“新社会主义”者集中批判的不是原始积累,而是自由市场经济本身。
  东欧“新社会主义”者多数都受到西方左派思潮的影响,其经验参考在相当大程度上来自西方当代社会的“社会主义萌芽”。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跨国公司的经济计划与新技术革命引起的社会变革,都是他们所关注的。
  (转摘自《社会科学论坛》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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