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哈维尔：一部六幕政治悲剧
作者：［斯］斯拉沃依·兹泽克 著 单正平 译
字体： 【大 中 小】
译者按：本文是对《哈维尔：一部六幕政治悲剧》一书的评论，原文题目为《摆脱资本主义逻辑的尝试》。译文题目及文中小标题为译者所加，翻译时略有删节。书的作者约翰·肯尼是西方人，而评论作者斯拉沃依·兹泽克则是东欧人，他们也都是亲身经历东欧历史变革的过来人，又都对这段历史作出了自己的反思。事实上，我们似乎已经很难把批评者和被批评者的意见区分清楚，因为他们注意的焦点是哈维尔和对他的分析评价，既然如此，做这样的区分就没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并非一般的书评。他们的见解，对当前中国思想界亦不无参考价值。
哈维尔的生平，看上去像一个异乎寻常的成功故事：他是哲学王，道德声望堪与教皇和曼德拉媲美，并以此赢得了政权。正如神话故事结尾处，英雄历尽磨难和公主结婚一样，他也和一个美丽的电影演员结婚了。那么，肯尼为何要给这个人物的传记选取“六幕政治悲剧”这样一个副标题?
一个人：完全不同的多种角色
在七十年代，哈维尔还是捷克一个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作家，是肯尼使他闻名西方。肯尼安排出版了他的政治作品，也成了他的朋友。肯尼也为激活哈维尔的“公民社会”概念出力甚多，这个概念是反抗后期社会主义政权的立足点。尽管有这样的个人关系，肯尼的书也远非一本圣徒传——他写出了这个人的全部弱点和特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哈维尔”。作者把哈维尔的生平分成了六个阶段：斯大林主义政权下的学生时代；六十年代的剧作家和评论家；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对社会主义获得人道面具的最后一次伟大尝试的失败；持不同政见和牢狱生涯，使他声名日显，成为’77宪章运动的主要发言人；天鹅绒革命；最后的总统任期。沿着这条道路，我们了解到的许多可爱的弱点和怪癖，非但不会使哈维尔的形象黯然失色，反而可能使他的业绩更为具体可感。他的父母是富有的“文化资本主义者”，著名的巴兰多夫电影制片厂(中产阶级的养成所)的业主。他总是有一些不可靠的习性(爱好法国妆饰，惯于晚睡迟起，热衷摇滚音乐)，而且以性乱著称，尽管他给工人阶级的妻子奥尔加写的狱中书简广受赞誉，但他1977年从狱中获释后最初几个星期的自由时间，却是和一个情妇度过的。在八十年代，他为了确立自己捷克最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地位，在竞争对手出现时，即给予冷酷无情的攻击，可疑的谣传总是把竞争对手与秘密警察联系在一起。作为总统，他踩着儿童单脚滑行车，沿着阔大的总统官邸走廊上下飞驰。
然而，哈维尔悲剧的根源，并不是公众形象和真实人格之间的紧张，甚至也不是在近年逐渐丧失了政治家的超凡魅力。肯尼写道，哈维尔的生平类似一个“古典政治悲剧”，因为它是“由一些被失败所损害的胜利片段拼凑而成”，尤其要注意到，以前大部分公众认同哈维尔总统的共和思想，现在则不是如此了。无论如何，关键的问题，是他的两个公众形象之间的紧张：一个是后期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持不同政见的风云人物，实践和写作的主题是“生活在真实中”。另一个是后现代的总统，北约军事干涉的合法性成为他“新世论”(New Ageism)沉思的核心问题。我们怎样看先前那个孤独脆弱，穿着皱巴巴的短外套，鼓吹绝望的道德规范，反对所有强大极权势力的持不同政见者?又怎么看现在这个喋喋不休谈论人类原则和笛卡儿的范式目的，提醒我们人权乃造物主所赋予，捍卫西方价值而得到美国国会喝彩的捷克总统?这沉闷无聊的表现，就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的归宿?就是他的“真实”?用黑格尔的话说，伦理上完美的高尚思想是如何不易觉察地湮没于奴性卑鄙意识的?当然，对于一个陷入“新世论”意识形态的后现代第三条道路的民主党人来说，并不存在什么紧张：哈维尔只是简单地顺从了他的命运，而且因为没有推卸政治权力而正在得到赞扬。但不能回避这样一个结论：他的生命已经从庄严崇高降变为荒谬可笑。
很少有一个人能单独扮演完全不同的多种角色。五十年代初骄傲自大的青年学生，热衷政治讨论的小圈子成员，而且熬过了严酷的斯大林主义时代。自认是为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步的解冻进行过斗争的现代主义剧作家和批判评论家。第一次与历史遭遇——布拉格之春——这也是哈维尔第一次的重大失望。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大部分时间的漫长苦难，这一时期他正从一个批判的剧作家转变为一个关键性的政治人物。天鹅绒革命的奇迹与哈维尔密切相关，他以一个老练的政治家面目出现，主宰权力转移的谈判，结果成了总统。最后，九十年代的哈维尔，主持瓦解了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则主张捷克共和国全面融入西方经济和军事结构。哈维尔本人也受到快速变革的困扰——有一个电视镜头捕捉到了他作为总统，第一次出席官方晚宴落座后的惶惑表情。
领袖真人：公众形象的附属品
肯尼突出了哈维尔政治计划的局限性，而且他描写的哈维尔有时显然很天真。1990年1月他会见科尔时说，“我们干嘛不一起干，解散所有政党?我们为什么不能建立一个大党，欧洲党?”在过去十年间控制捷克的两个政治家，都叫范奇拉夫，他们之间有一种奇妙的对称：具有超凡魅力的哲学王，民主君主制的元首范奇拉夫·哈维尔，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替身，他的总理范奇拉夫·克劳斯是个冷静的专家治国论者，主张完全的市场自由主义。
在本书的最后，肯尼抓住了一个古老的观念，即国王有两个身体，并指出共产主义国家领导人的身体有同样的重要性。一个“前现代”政治体制，他写道，要依赖有这样的神圣身体，而民主制度下，权力的位置被设想为空置，对竞争者开放。但这个对照没有抓住“极权主义”的复杂性。这并不是说，肯尼是一个过于直率的反共分子，而是说他的自由民主姿态妨碍了他探索这个“斯大林式的领导人”令人惊骇的悖谬。
1922年列宁得了重病，导致身体右侧最终瘫痪，一度还影响到说话。他认识到他活跃的政治生活行将结束，请求斯大林给他一点毒药，准备自杀。斯大林将此事报告了政治局，经投票否定了列宁的请求。列宁断定，因为他对革命斗争不再有用，而且晚年无疑还得在痛苦中煎熬，那死亡就是唯一的选择。把他的葬礼作为国家重大事件，这种看法令他厌恶。这不是谦虚，他能够冷静而漠然地面对自己的身体，把它看作一个可以残酷使用的工具，一旦无法再用，就应该抛弃。
然而，对于斯大林主义者来说，列宁的身体已经变成了一种“客观的美”，在1950年发表的《论苏维埃艺术中美的问题》一文中，苏维埃批评家内多什文(Nedoshivin)写道，“在所有美的生命素材中，首要的位置应该由我们伟大领袖的形象来占据……领袖们极端的美，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中‘美’与‘真’和谐一致的基础。”这显然与领袖的身体特质毫无关系，而所有一切都与抽象的理想相关。斯大林主义的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