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行走与歌唱
作者：张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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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埃利蒂斯，博尔赫斯，布莱西特，聂鲁达，索因卡，西蒙·克洛代尔，《诗经》，《楚辞》，《稼轩长短句》等等，等等。还有音乐教材，和声学，配器法，赋格，民歌资料，一本本总谱。
我还搞来一部老的雷明顿牌的打字机，试着用英文把我的思考和感受写下来。后来，这些英文手稿被一位塞浦路斯的诗人拿走不少，他很喜欢其中的一些段落。
有一阵子，我热爱音乐到了发狂的地步。我甚至丧失理智地对看管我的警察说，给农场买一架钢琴吧，为了钢琴，可以改判我无期徒刑或者永久留场劳动。他不置可否地对我笑笑。他的这种笑，我很难忘，因为是善意的，又充满苦涩。当然，我读懂他的笑，也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为了音乐，我付出的不少。终于，我在城市里的朋友们和我取得了联系。通过互相通信，我们分散的人重又聚拢起来。“再见”创作组开始成熟，在经受磨难以后，我们变得坚强。我不断地把作品寄出去，上海的朋友不断地扩充力量组织排演。有一天，他们通知我有一首歌要参加“星期广播音乐会”的直播，兴许我可以听见。一个警察被我们的努力感动，到直播的那一天，借给我一台短波收音机。我们几个劳教分子不顾酷暑，簇拥在一顶蚊帐里，聚精会神地听混有严重电磁干扰的音波：贝司和架子鼓摇晃着骚动起来，接着发制器吉他开始穿行其间，然后是我熟悉的歌词和吟咏它的声音，我清晰地听见叶亏夫在唱。这就是我的音乐，我的灵魂，从住着我家人、朋友的城市，穿过乌云、雷电、长江的波涛、严密的防风林和几万公顷的麦田，来到了高墙与铁丝网之内，它冲击着我的鼓膜，冲击着我的每一根神经。
在农场，最最有益的事是，我懂得了人们是多么地看重文化知识，不论犯人还是警察，他们都渴望掌握这一有力的武器，即使条件有限使他们缺乏文化知识，他们也会对和他们有同样感情的“知识分子”充满崇敬。哪怕听一听关于知识的事情，哪怕闻一闻有学识的人的气味。在泰戈尔的诗和孔子的教诲面前，所有的犯人和警察都笑得像孩子一样天真。
我被安排在农场的学校里教书，因为缺少教员，我什么课都教，从语文到数学，从马列主义哲学到农业基础。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是，每当我给犯人授课的时候，监督的警察总是静静地趴在窗口，忘却了自己的职责，像一个失学的孩童，盼望可以坐在课堂里听讲。
当有犯人冲撞教员的时候，警察的处罚很粗暴。有个犯人捣蛋，上课偷偷抽烟，结果警察将一把香烟拧断，泡在水里，让他喝下去。但是，这些警察实在也是很可爱的，当犯人喝完泡过香烟的水后，心里忐忑不安，来问我是否要出人命。自然，我经常用一些医学解释来夸大危害性，免得他们大打出手，违反纪律。
有一件事，对我触动不小。
一年冬天，农场开围河。这类超重体力劳动，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种体罚。我的身体，无论怎样都是承受不起的。为了减少麻烦，我服了无味红霉素和氯丙嗪，以制造转氨酶升高的假象。我要求到场部医院验血，于是，一位姓蒋的警察陪我去了。回来的路上，他请我去他家小坐一会儿。在他家里，他给我做了一碗面条。我不肯吃，告诉他或许病毒要传染，他说不碍事。我就吃了。吃完后，我郑重叮嘱他把我用过的碗筷分离出来消毒。这样做，一是为了保护我自己，再是为了打消他的疑虑。他口上应诺了，神思却也不在意。这事就过去了。几个月以后，我被调到一个严管大队服教，在那里吃尽了苦头。一个风雪狂飞的夜晚，姓蒋的警察来看我，只是为了请教几道代数题。我给他讲了，可完事后心里有股很难受的滋味。看着他棉袄上还没有掸尽的雪，还有一脸的谦逊诚恳，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把假造肝炎的事跟他挑明了，主要是怕他一直担心传染，心里有疙瘩，过日子也过不踏实，又不好当面问我。没想到，他声音很轻，很平静地说：“我早看出来了，别再提了。”他走的时候，还给我留下一点吃的东西。
监狱的生活不是常人可以想象的。我的这些叙述绝不足以反映全部。也许将来我会写本书，把经历过的一切好好讲一讲。我在这里记蒋同志的故事，是为了说明一种微妙却深刻的情感变化。
农场归根结底不是寺庙，不是慈善机构。原先有人努力朝那个方向去做，所谓“感化、教育、挽救”，后来，下了一个文件，说要加强专政意识，情况便急转直下。
来了一位复旦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当大队长，从上到下、大事小事都交给他抓，原先的干警撤的撤，降的降，管理发生了质变。我们经常在烈日下集体练习放小板凳，再抓起小板凳，几百人的动作必须整齐划一，否则就要受到处罚。轻的禁闭，重的要加刑。思想改造似乎不再是主要话题，惩罚、给你教训才是最根本的。在一次听司法报告的会议上，我得罪了这位复旦的高才生，他变相地关了我的禁闭，还集合所有犯人开我的斗争会，会前群体合唱劳教人员《五要十不准》。这首紧箍咒似的歌曲由一位犯人作曲，调子挺民族的，朗朗上口，便于传唱。可是，让我最受不了的还不止这些。夏天的一个傍晚，天气凉爽，我忽然被传唤，却是新大队长要召见我。他上来先过问了我的案情，然后就上次的处罚向我表示歉意，说要建立法治而不是人治管理，以前的做法不正规，现在立规矩，所以不得已要这么做。而我似乎应该享受特殊待遇，与其他犯人不同。他认为我的一些思想只是有些超前，随着改革的深入将来也就不算什么问题了。最后，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到大队部楼下乘凉，在缠满葡萄藤的树荫底下，和我聊起了波普尔的符号之类。我的心思全不在这些话题上，心里忽然想到一个人，就是老奴隶伊索。
新大队长这类人和蒋同志完全是不同的。我在情感上明显偏向后者。要是几年前，当我还是热爱出风头的医学院大学生时，也许我会认为邀我乘凉谈哲学是一种开明的做派，可是，经过炼狱的我已经绝然不是以前的我了。在蒋同志那样的警察管理之下，或许真的像他们说的不是什么“法治”，但我感觉到即使是犯人，也有起码的尊严。有时，在激烈的冲突中，拳脚相加也确实难免，但那并不出于惩罚和轻侮，而是矛盾或常人的愤怒。通常情况下，蒋同志式的广大警察会按照行政规定做事，当然，有时候他们也会“违规”，例如出差到上海，去到释放的犯人家里吃顿饭，讨张戏票看戏，但那是人之常情，是出自“交情”的一种自信。
实际上，大部分底层的警察都很善良、单纯，对如今这个变化多端的社会毫无把握能力，倒是很多恶贯满盈的犯人教会了他们厚黑的世故。我经常听到失意的小警察面对一个个回城的犯人喟叹：“你们三年两年，而我这一辈子都守在改造农场。这算什么?”
五
我自由了，被提前几个月释放了。原因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升了学或拿到了文凭，这对农场很重要，体现了他们狱政的成绩。
黎明时分，我到达上海，闻着熟悉的炸油条的香味，我知道自己真的重返外界生活了。我有点不适应，不敢马上回家，给一个朋友打了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