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行走与歌唱
作者：张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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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可是，还没有拿起听筒，我就拨号，公用电话亭的老太太很纳闷。原来是我竟然已经忘记怎么用电话了。
我在朋友家住了一段时间，以调整心态。很多过去的老朋友又纷纷出现了，他们三三两两地来看我。慰问，晚餐，礼物，还有音像公司要出版我们音乐的好消息，看起来好事接踵而至。然而，那些天我一直做一个梦，就是出狱的时间被推迟了，我被加了刑，无情的铁窗依旧阻挡着我的希望。而天亮一睁眼，却发现自己躺卧在松软的床上，头天晚上人们拿来的月季还频频送来清香……。这使我想起囚禁的那些日子，也是经常做同一个梦，我和一个女人在花园里散步，后来争吵起来。结果一觉醒来，却看见牢房的鼓风机在转动，还有固定不移的七根铁栏杆残酷地提醒着我。
两年多来，我白天在牢房，夜里在外面；而将来不知道会有多长时间，我白天在外面，夜里却是在坐牢?
这使我有些受不了。
更严重的是，我发现对异性失去了兴趣。应该说，女孩子们比我去农场以前要打扮得性感多了，可是，我居然没有什么热情。一直到半年以后，在一个朋友的家庭舞会上，我才重新找回那种感觉。
一个学外贸的女学生和我跳一种很过分的舞，我们贴得很近。一个曲子接着一个曲子，她始终用她那些灼热的部位摩擦我的躯体。几个小时过去了，曙色渐红，终于她的耐心和无尽的缠绵唤醒了我的性知觉。
我现在偶尔想起这事，实在应该感谢她。
出狱后不久，我们有了一次机会，乐队被叫到苏州河边上海音像公司的录音棚去录音，有人要出版我们的歌曲。这是我第一次进录音棚，一切都那么新鲜，一切又好像在预见之中。我们不分朝夕地干了将近两个星期，终于有一天，我们可以走到外面透透气，却忽然发现街上人头攒动、红旗飘扬，苏州河上的桥塞满了人。
这场运动最后使我们的作品没能顺利出版，直到现在宽磁还死在某位编辑的手里。我想，最冤的也许是他。
我和叶亏夫等人有了分歧。起先我们患难与共，什么问题也没有；如今有了一些机会，反而较起真来。我们对待音乐的看法越来越不同，扩大到人生态度，价值观念。我想起了在大丰听“星期广播音乐会”的日子，当然，我不应该争，至少在乐队未来前途的问题上。如果我离开乐队，对别人有好处，那我离开就完了。我带着保留意见，走上了另一条路。关于原因，我至今没有一句话说。因为，我们曾经共同走过了披荆斩棘的路，我们相互搀扶，深一脚，浅一脚，可以用濡沫相生来形容。所以，我永远深深地爱着大家。
1989年冬，我在交通大学办了一场音乐会；叶亏夫在财经大学也唱了一次。以后几年中，我的朋友们还有一些零星的活动，直到全部散伙。这样，上海的“先锋”音乐也就偃旗息鼓了。
六
然后，我就来到北京。
1989年底，我的状况糟到了极点。．很多势利小人为了各自相近的利益走到一起，反对我的做法。他们中间有人居然写匿名信嘲弄我，意思是我的行为不但绝无成功希望，甚至终将走投无路，累累若丧家之犬。写信的人是一个出自邮电部门的三流文人，他在信纸上画了几个硬币，作为支持“人民音乐事业”的赞助款。
我的做法到底怎样呢?我开始告别与我们的处境无关的各种西方理念，在情感上越来越靠近劳动阶层。这样的思想，使来自欧美的摇滚乐队形式变得尴尬。我写《全无敌》、《瑞金城外有口井》、《口号》、《人民万岁》等歌，这些歌曲的歌词批评了资产阶级小市民的短浅眼光，肯定了人民的作用和抗议的必然性。
“看看我们拥有千千万万，再看他们是孤孤单单；看看正义就在我们这一边，再看他们都快要完蛋。”
“如今井水早已枯干，井底里面有只青蛙。青蛙坐井看青天，它说要承包这一线天。”
“有一个词汇需要你我走进纪念碑，有一个词汇也需要你我走出纪念碑，这词汇就是人民。”
死灰复燃的殖民地文化意识顽固地占据着上海小知识分子的头脑，而我却在大庭广众面前发出上面的声音，是否很不和谐?我遭人嫉恨和挤兑，理所当然。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没有单位敢接收我。我找不到工作。那时体制外经济也不甚发达，私营公司一般不面向社会招聘，而是要由熟人介绍。没有经济收入，不能自食其力，在音乐事业方面得不到任何支持，甚至昔日的战友也与我背道而驰，我陷入了困境。
祸不单行，接着，我患了重症肝炎，黄疸指数高得吓人，医院派出的防疫员满世界追我，企图把我隔离起来。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公费保障，也无力自己担负昂贵的住院费用，结果他们只好作罢，放任肝炎病毒猖獗蔓延。贫病交加，风雪交加，1989年的圣诞节，中国的骆驼穿过针孔不比以前那么难了，富人们的晚宴杯觞交错，珠光宝气，而另有一些人开始慢慢懂得，针孔的那边未必就有天堂。
从夜里睡到早晨，从下午睡到傍晚，在百无聊赖的昏迷性睡眠中，我的病也熬到了尽头。一位原先在复旦念书的墨西哥朋友突然来找我，她从利兹大学已经毕业，在北京的使馆工作。她请我移居北京，说那里的空气会稍微适合我一些。于是，我借了点钱，拎着一把吉他就去了。
初到北京，积雪尺许，远望苏式的高楼林立在寒风之中，有种难言的异国情调。我先是借居墨西哥使馆她的宿舍，呆了一两个月。正值1990年的春节，三里屯一带的各种活动颇多。我见了不少有头有脸的人，也接触了几位滚爷、滚奶，还有很多浪迹北京城的马达加斯加、喀麦隆、波兰等地的艺人，感觉平平，有时甚至很差。倒是她收集的维索斯基和拉美歌手的磁带给了我一点乐趣。终于，我不能忍受下去，告诉她我要走了。
我走了，却在北京的风雪黄昏中获得了真正的爱情。这段生活我就不说了，至少现在不能说，它是我的魂灵，伴随我走过了最最艰苦的斗争和探索的历程。现在，我的一半已经死去，而且万劫不复!
我得到《中国文化报》的一位记者的帮助，在海淀黄庄一带安了家。还是找不到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好在侯德健住在附近，我和他聊得来，彼此之间有走动。他借给我一些钱，暂度饥荒。那年我24，侯德健说我还很年轻，一定有出息。他的鼓励对我很重要。在中国现代民间音乐方面，他无疑值得很多人学习。“音乐界”的生者之间，仅此一个。
我到处找活干，替人装订书籍，包装，捆扎，直至运送；天刚蒙蒙亮就去北京火车站装卸货物，好在大丰扛麦包的锻炼给我积了底子，我干起搬运还像模像样；间或在《人民日报》团委组织的暑期吉他班上教人弹吉他；还替人翻译过一本书，当枪手，自然署名是出钱的人；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又回到南方，去浙江的山区给人号脉看病，当游方郎中。
结识了人大的一些学生和教师，和王以培、唐小生过往甚密。以培写诗，写得叫苦连连；小生弹琴，弹得晕头转向。他们总是尽最大可能，给我留一点肉食，或腾出一席暖床。那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