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6期
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
作者：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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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价格(交通、能源、医疗、通讯、住房……)的持续上涨，比如初中以上的教育的逐渐“市场化”，更不要说一些国有企业的相继关闭了，你不由得要认定，那“二次分配”式的经济制度，是正在被另一些完全不同的分配制度所取代。如果再走进譬如淮海路、衡山路一带的一些会员制俱乐部，目睹其中的浩大气派和奢华场面，看那些“新富人”如何兼营数“道”(所谓“红”、“黄”、“黑”道)，一掷千金，你就更会坚信，若干以巧取豪夺为特色的经济新秩序，事实上已经运作得相当有效，你也因此能明白，那本该属于“第二次分配”的巨大的财富，是如何经由这些新的秩序和渠道，转入了“新富人”的口袋的。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形下，几乎任何一种出于特定目的而展开的政治路线、理论主张乃至行政措施，都可能在不同的情境中被利用、被扭曲，严重地偏离初衷，甚至发生相反的效用。大至国营企业的“制度改革”，在许多地方演变为侵吞国有资产的新一轮狂潮，小到教育部号召“减轻”学生“负担”，却反助长了许多教师滥行“私人家教”这一堪称行业性的糜烂现象，类似的事情俯拾皆是。但我还想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席卷全国的“现代化”吁求。今天三十岁以上的人，一定都还记得，当时的知识界是如何热烈地呼吁经济“现代化”：“政企分家”、“价格闯关”、“打破大锅饭”、“砸碎铁饭碗”，大街上悬挂出“效率就是金钱”的标语，学者们更一个劲地鼓吹“转变所有制”……效益至上就是“市声经济”，“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化”，“现代化”就是欧美化，这些似乎不主自明，说者和听众都心照不宣的鼓噪和吁求，自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从“大跃进”以来持续二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实在把人们压抑得太久了；也有其鲜明的具体内涵：要革除臃肿、颟顸的计划管理体制，要解放久遭束缚的社会生产力，甚至要以此为先导，一步步改革整个社会!可是，谁能想到，还不到十年，这些响亮的吁求和口号都纷纷褪色，甚至严重变质了，非但丧失了当初大部分的正面意义，有的反成为某些垄断势力侵蚀社会的堂皇借口：若干行政部门用它们来推卸自己实行“第二次分配”的责任，一些腐败官员更以它们的名义侵吞国有资产！目睹这样荒谬的现实，再回想八十年代知识界的热烈鼓噪，我实在是感到羞愧。怎么会那样一厢情愿，竟以为世界上只有我们想象的那一种“市场化”，一旦实现了这样的“市场化”，整个社会就能够逐步获得全面的解放？为什么就想不到，某些垄断和腐败的权力完全可能制造出别样的“市场化”，并以此展开更堂皇的欺瞒和更多样的侵吞？我甚至忍不住设想，如果当初知识界不那么幼稚，一面鼓吹“效率”和“竞争”，一面也强调“公正”和“民主”，在呼吁“富裕”和物质进步的同时，不忘记高举另一些至少是同样重要的社会指标：比如自然，比如伦理，比如艺术和想象力，比如生活质量的整体提高、人的精神的全面发展……如果在八十年代是那样做了，也许，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就不至于这么缺乏抵抗力，这么容易被耍弄？
当然，这是太夸张知识分子的力量了。面对复杂的社会形势，知识界的思想能力确实显得孱弱，但是，造成上述现实的主要原因，却绝不在知识界的天真和糊涂。在这里，我想特别来说说“新富人”，在今天的中国，这个新崛起的阶层越来越像是一把开启扑朔迷离的现实之锁的“金钥匙”了。它的形成历史非常短，至今也不到二十年。可是，就在这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新富人”从无到有，迅速壮大，从八十年代初仅以“万元”为身份标志，一路暴发至九十年代末个人资产以千万元计，甚至以亿元计。如今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里，你到处都能看到“新富人”的踪影，不但是各种名牌轿车、四星和五星级酒店，也不仅是高尔夫球场、各种会员制的健身房和俱乐部，在许多地方(譬如上海)，甚至已经出现了一系列非他们难以人居的住宅区，其门禁之森严，与普通社会之隔绝，都达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他们的总数还不到社会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却差不多占有了全民总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随着个人资产由数万元向数亿元迅速膨胀，“新富人”的基本成份也明显变化了：最初那一些遭受社会排斥、缺乏“背景”、不得不冒险从商的边缘人，很快就被淘汰，而来自社会中上阶层、拥有各种社会资源，甚至干脆就是身居官位的人，逐渐取而代之。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这样的更替还越来越迅速。虽然还有一些昔日的边缘人幸存下来，他们却已不可能继续远离权势。虽然也还有一些年轻的“知识经济”的弄潮儿，凭借智力和锐气不断加人“新富人”的行列，但就总体而言，这个新阶层与那些腐败的权力的密切关系，已经暴露得越来越清楚。在一些较小的城市和乡村，“新富人”与那些腐败的官员的互相支持和融合，更往往达到毫不掩饰的地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智力和学识都并不特别优异的人，竟能如此迅速地聚敛巨额资产，倘若没有腐败的权力在背后撑腰，他们又怎能这样呼风唤雨，一夜暴富！
在“新富人”阶层的身上，正汇聚着九十年代中国的最重要的秘密，一旦破解了这些秘密，也许就能准确地掌握住最近二十年社会变迁的基本线索。从1976年10月，人们涌上大街欢庆“四人帮”覆灭的那一天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就感觉到，社会在变了，这变化还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差不多搅动了每一个人的生活。也就从那时候起，如何判断这个变化，如何把握这越来越新鲜，或者说越来越陌生的现实，逐渐成为大多数人最关心的问题。在我的印象里，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期吧，随着“现代化”的风声的扩散，知识界对现实的一种非常乐观的判断，在社会上迅速流传开来：“封建专制”的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中国正在从“保守”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虽然有那么漫长而特别的历史，毕竟拗不过人类进步的普遍规律，即便还有人想开倒车，“现代化”的趋势到底不可阻挡，我们终将跨入彩电、冰箱、轿车和摩天大楼的新世界……类似这样的判断是如此广泛地深入人心，无论眼中的现实是如何异样，许多人都可以视而不见。甚至无论发生怎样巨大的事变，人们也很快能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那不过是一些短暂的插曲。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92年重新激扬起来的那一股“现代化”的声浪是多么浩大，它盖过所有其他的声音，把这斩钉截铁的判断送入人们的耳朵：“这就是现代化！快跟上去，晚了就来不及了！”这个声音并非全无说服力。最近二十年来，社会的确是逐步在向外开放，经济的确是空前地活跃起来，即以上海来说吧，耸起了那么多高楼，开张了那么多商店，还来了那么多金发碧眼的洋人，你走在淮海中路上，真会觉得上海和东京、香港也差不了多少。与七十年代相比，今天的个人空间似乎也明显扩大了，居委会大妈不再上门来盘问你家客人的姓名，你也尽可在与友朋喝茶时乱发牢骚。户口、国家编制、鲜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