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6期
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
作者：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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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冬天，鲁迅这样概括中国的状况：“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借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大时代”“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尽管七十多年过去了，若要选一个词来概括对于当代生活的感受，我却还是觉得这个“大时代”最为贴切。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剧烈动荡，又经历了二十年“改革”的曲折变化，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正在向人们提出一系列堪称重大的疑问：“如何认识今日中国的巨大变化？”“中国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是个什么关系？”“在中国目前这样的‘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体制、社会阶层、统治意识形态……发生了什么变化？”“社会是否存在危机？倘若是，那是什么样的危机？它又是如何形成的？”“究竟是哪些势力的活跃正在促成或加剧这危机？在今天的社会中，又有哪些良性的因素，是可以激发起来削弱甚至消灭这危机的？”……在今天，任何一个对自己生活的现实睁着眼睛的人，大概都会意识到类似这样的许许多多疑问，甚至感觉到它们的迫人的份量吧。而我觉得，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正有责任给出对这些疑问的清楚的回答。
这并不容易。最近二十多年的持续变化，极大地改换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差不多是变得面目全非。比方说吧，今天中国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已经到了相当惊人的地步，不要说东南沿海和西北内陆之间，就是城市之间，比如东北那些寂静、萧条的老工业城市和杭州、温州那样夜夜笙歌的消费城市之间，甚至是大城市之间，比如广州和天津、上海和北京之间，差别都非常之大。而且，这差别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不仅是经济的、生态的，更是文化的，甚至政治的。太原的歌舞厅里依然弥漫着邓丽君的柔媚的歌声，上海的中学生却差不多人手一盘West Life的新专辑。从西北出游的一群县长还在为参观蒋介石故居是不是犯错误争论不休，南方某特区的官员早已经与黑社会联手，创造击了私牟利数百亿元的“业绩”。而一本在此地被禁止出售的书，也很可能会在彼地的某个私人书店里，依旧被摆放在显眼的位置上，直到无人问津为止……在这样的情形下，几乎每一种对中国的整体判断：说它依旧是社会主义社会，说它差不多已经资本主义化了，说它完全是消费社会，甚至说它是“后现代”……都能搜集到许多例证，而那些与它针锋相对的判断，手里也同样握着一大把例证。这就使人不得不反省了：莫非这种“中国如何如何”的概括性的思维习惯，已经不再能适应当代社会的复杂情形了？也许我们现在能有效概括的，只是实际存在着的许多不同的“中国”之中的某一些，甚至某一个？当然了，任何一个幅员广大、历史又很长久的国家，内部一定会有许多差异，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差异并不意味着社会就没有普遍的方面和整体性的特点，以至我们就只能描述它的某个侧面。你甚至还可以说，惟其有差异，才更需要从大处着眼，概括出社会的整体特征。但是，就当代中国——包括思想界——的实际情形来说，我却更愿意强调对社会内部差异的充分注意。这不止是说。在现实的几乎所有的层面上，这个社会已经分裂为明显不同的许多部分，而更是说，当那些笼统的概念和理论无法融汇具体的生活实感的时候，我们应该格外仔细地倾听后者的提示。在充分意识到社会内部差异的前提下，如何重建对当代中国的整体认识，这可以说是今天思想界的最重大的使命，而有效地履行这使命的第一步，正是从这样的自觉开始：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那种社会的整体性正在不断崩塌，再要像过去那样笼统地谈论“中国如何如何”，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像我这样从小见惯了“阶级”、“剥削”和“经济结构”一类字眼的人，一说起社会内部的新的差异，首先就会想到最近十多年来社会阶层的巨大变动。的确，“市场经济改革”的最触目的结果，就是完全打乱了已经持续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的阶层结构。一方面，像工人、农民、国家干部、军人和知识分子这样一些原有的阶层，虽然各有变化，但就整个国家而言，它们都还继续存在；可另一方面，在譬如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里，又冒出了一系列新的阶层，它们的形成和扩展是如此迅速，以至其中的某个阶层差不多快要凌驾于社会之上了，社会还没有形成对它的统一的称呼。即以我居住的上海为例，经过十五年左右的“市场经济改革”，从原有的阶层中间，至少已经产生了四个新的阶层：拥有上千万或更多的个人资产的“新富人”，在整洁狭小的现代化办公室里辛苦工作的“白领”，以“下岗”、“停工”和“待退休”之类名义失业在家的工人，和来自农村、承担了上海的大部分非技术性体力工作的男女“民工”。这些新阶层的不断扩大，极大地改变了上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比如“白领”，这些经常是疲惫不堪的青年和中年男女，虽然总数远未达到欧美“中产阶级”在社会人口中占到的那种比例，却已经被许多传媒和广告奉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标志，新的巨大购买力的代表，以至今日上海的消费品生产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都把大部分眼光牢牢地盯向他们，全不顾这个阶层实际上是怎么回事。与“白领”阶层的这种吹气泡式的社会影响力相比，“民工”阶层的情况正好相反。“民工”没有上海的城市户口，因此不算是“上海人”，在统计报表上，在一些讨论上海现状和“发展”规划的会议上，他们经常会被忽略，仿佛根本不存在一样。可是，这个总数量已经超过二百万的“民工”阶层，分明已经成为上海录像厅和电影院里的最热忱的观众，书摊上的武侠、言情和低价通俗杂志的主要的读者群，他们的文化趣味，正越来越有力地影响着录像厅和电影院的排片表，影响着许多出版社和通俗杂志的选题目录。在某种程度上，“民工”阶层正悄悄引导着上海的很大一部分文化生产，当然，也决不仅仅是文化的生产。
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这些新的阶层正和原有的阶层混居在一起。很可能就在一套公寓里，父亲正为国营工厂那一点菲薄的工资不敷日用而发愁，刚从外资企业下班归来的小儿子却春风得意，暗暗憧憬着将来攒钱买一辆轿车；从这人家的窗口望出去，民工们的简易棚房更是和高墙围住的豪华楼宇遥遥相对。面对这样的奇特景观，我想谁都会强烈地感觉到，即便同一块弹丸之地里，也早已经并存着多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体制、秩序、规则、伦理乃至趣味吧。就拿社会的经济分配制度来说吧，倘若单看那些每天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你会觉得“社会主义”的“二次分配”制度依然在平稳运行。至少，当一位“下岗”工人向民政机关申请救济，理直气壮地抱怨说：“共产党总要给我一口饭吃嘛！”的时候，他是相信自己依然有权力享受那“第二次分配”的。但是，一旦把视线转向另一些方面，比如公共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