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6期
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
作者：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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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大获全胜的时代。随着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政权相继崩溃，这“全球化”的内容还更趋单一，资本主义力量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向全世界扩展。中国早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全球化”的旋涡，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这旋涡的吸力愈益增大：一方面是国际资本急欲彻底打开中国市场，另一方面是国内社会的“现代化”冲动持续不退，再加上确实需要外来资金维持经济的“增长”，无论愿不愿意，中国社会都只能加快“与世界接轨”的步伐。因此，九十年代中国的新一轮“改革”必然与“开放”相伴随。从深圳特区到浦东特区，从各种服务业纷纷引入西方式的管理会的大半个身子，似乎都已经伸进“全球化”的轨道了。
我不禁想起克雷洛夫寓言中的那一辆倒霉的车子，它同时被天鹅、梭子鱼和兔子拉向三个不同的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它正同时经历着好几个完全不同的变化：新崛起的“权力一资本”势力日甚一日地蚕食社会财富，使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沦为牺牲品；“全球化”的压力有增无减，经济“开放”和“现代化”转型依然持续；一部分地区的经济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另一部分地区的状况却完全不同……这些变化自然是互相关联的，有时候甚至互为因果，但其趋向却并不完全相同，有的互相交叉，有的却彼此冲突。是否也还有别样的较令人乐观的变化呢？当然是有的，我也愿意在这里仔细地描述它们，但就大体而言，目前似乎还看不到别的什么力量，能显示比上述变化更大的社会作用，也就是说，中国的可以看得见的将来，实际上是取决于上述这些变化的彼此消长、交汇和冲突的。越是无法判断其中的哪一个将会压倒其他的变化，社会的前景就越显得模糊而不确定。今日弥漫于社会各阶层的茫然的情绪，正是对这个现实的自然反应。而在这样复杂的现实的映衬下，那些在九十年代的知识界中非常流行——现在也还是相当流行——的思路就显得太简单了：“传统／现代”、“封闭／开放”、“保守／改革”、“市场／计划”、“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单以这些机械两分的思维模式，怎么可能说清楚当下的中国？它当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可也分明不再是从前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它正在形成一个非“计划”的“市场”，但这却和所谓“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不相干；它也正在输入各种西方的技术、管理制度、文化产品乃至价值观念，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显然难以“转型”成西方那样的“现代”国家……真是不知道该如何定义今天的中国，它在几乎每一个方面，都不符合现存的理论模式，无论那是你我过去熟知的，还是新从欧美拿来的。它就像一道由二十世纪的历史给出的绝无现成答案的难题，傲然地挑战当代知识分子的理解力和想象力。
正是在这个挑战面前，我看到了展开当代文化研究的迫切意义。二十年来社会所遭遇的种种巨变，都不仅仅是经济、政治或生态现象，而也同时是文化现象。譬如“新富人”阶层的膨胀，它岂止是意味着财富的转移和新的权力结构的形成，分明还意味着一具新的人生偶像的凸现、一套新的生活理想的流行，甚至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笼罩。
那个最先出自传媒和商业广告、正从东南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向全国辐射的“成功人士”的形象，那凝聚在它背后的一系列流行的生活模式、价值观念乃至历史和人生哲学，就是非常鲜明的例子。现代人其实生活在一个文化的笼子里，我们对自己实际境遇的感受，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我们的趣味和成见，受制于文化环境灌输给我们的那些东西。明明淹在泥沼里，嘴巴都快要透不过气来了，却自以为海阔天空、飞跃自如——类似这样的可怜的情景，远远近近，真是看得太多了。越是进入“传媒时代”，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性”的生活因素，似乎就越是无足轻重，反是一大批额头上刻着“虚拟”二字的家伙，从形形色色的纸上和屏幕上跳出来，占据了生活的中心位置。弄到现在，甚至连“真”“假”、“虚”“实”，都分不大清了。一串纳斯达克指数的瞬间的上下，能迅速改变无数面孔的表情；全世界又有多少可怜的游客，陶醉于“原始”的“自然”和“纯朴”的“民俗”，却不知那都是用金钱和人工营造而成：当虚拟之物如此有力地拨弄世人的时候，你还能说它是“虚拟”的吗？在这样一个“真…‘假’”相交、“虚…‘实’”互换的世界上，你又如何能区分“文化”和“非文化”？所以，说文化研究在今天具有迫切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指，一切经济、生态和政治的变化都必然会创造出自己的文化形式，而更是说，如果缺乏对九十年代的文化状况的深入分析，你甚至都很难把握那些经济、生态或政治层面的复杂变化。还是以“成功人士”为例：并不是先有了大批的“新富人”，然后才派生出“成功人士”的流行形象，严格说起来，作为社会阶层的“新富人”和作为文化符号的“成功人士”，其实是携手共生、结伴而行的，后者既构成前者的一个部分，又同时参与塑造了前者，“新富人”在今天的种种面貌，正有相当一部分是取样于“成功人士”的形象。越是意识到今天中国的种种特殊条件，意识到在这些条件下展开直接的经济或政治分析的严重困难，我就越觉得，从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尤其是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里的流行文化——人手，去感知、描述和分析当下的中国社会，甚至进而去理解和把握这社会的特质和前景，正是一件非常迫切，而且也切实可行的工作。
在中国，这样的文化研究才刚刚起步，大部分轮廓尚未成形，自然也就难料它将来的规模和可能。但是，如果我上面几节的讨论大致不错，这工作在目前必得要着力的几个基本方向，却已经显露得相当清楚。首先是要揭露那正在遮蔽和粉饰现实的“新意识形态”。进人九十年代以后，原来的那一种“文革”式的权威意识形态愈益丧失对公众的影响力，除了化为若干空洞的词句，留存在某些报纸的社论当中，基本上是退出社会的政治和精神生活了。严格说起来，社会的精神舞台上是不会有真空的，旧的退场之后，一定有新的填补进来。这新的填空者是谁？是谁在接替旧意识形态，向公众系统地描述和解释现实、历史与未来？这就要说到九十年代初开始冒头的一种新的“思想”了。它借助八十年代社会对“现代化”的憧憬和懵懂，宣称中国已经重新开始了“现代化”的大步跃进，大家都不必再哭丧着脸，应该欢呼雀跃才对；它又奉迎和利用公众摆脱物质贫困的普遍欲望，说除了眼前的物质利益，其他一切都是空虚，是文化人的胡诌，都不妨“去他妈的”；它全力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鸣锣开道，吆喝说这就是“进步”，就是“发展”，一切都很合理，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它更着意抹平阶层、地区、政治、文化等等方面的深刻差异，断定所有人都一齐正在奔向“小康”，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成功”；它时刻不忘记表白自己与旧意识形态的区别，甚至披挂上形形色色的“现代化”符号：“市场”、“世俗化”、“消费时代”，等等等等；它甚至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