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6期
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
作者：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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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章，这些昔日牢牢箍住你、使你不敢须臾脱离的东西，现在似乎都有点贬值，即便少了一两样，人也照样能够生活。政府已经签署了世界人权公约，现在又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个流行的“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似乎确实可以解释当代中国——至少是一部分——的社会现实。但是，这个声音却无法解释“新富人”的崛起。一旦你把眼光转向这个新阶层的逼人的气焰，一旦你同时注意到那些与“新富人”一同产生的贫穷、迷惘和愤懑的人群，你就立刻会看出那一套“现代化”的解释的破绽，而且会进一步怀疑，这破绽可能非常巨大。一个社会从“传统”转向“现代”，原有的阶层等级当然会发生变化，财富、利益也势必要重新分配，但是，像中国这样几乎完全是在腐败的权力网络中骤然斜生出一个新的暴富阶层，总不免让人觉得惊诧。一个在“现代化”转型中得势的新阶级，总该是最渴望继续变革的吧，可在今天的中国，“新富人”却并非如此，他们甚至不愿意看到社会真正向纵深改革，而最好一切都维持现状。他们是不是对前途最有信心呢？恰恰相反，许多“新富人”都很悲观，他们并不看好中国的将来，这些人口袋里几乎都有一本外国护照，仿佛随时准备逃离险境一样。为什么这个“改革”的最大的受益阶层，却对“改革”的前景如此悲观？与那些坐在书房里吟唱“现代化”高调的文化人不同，“新富人”是真正了解现实的，他们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也知道这些事会埋下什么后果，更知道为什么他们能够那样干。因此，这些人的悲观就格外意味深长。在我看来，正是这个“新富人”阶层的奇特的存在状况——它的天方夜谭式的崛起，它与其他新、旧阶层的触目的对照，它的普遍的“短期意识”，等等，迫使我们改换思路，先放开那一套流行的“现代化”阐释，重新来审视最近二十年的社会变迁。仔细说起来，中国社会的改革的动力，其实是来自许多方面，有对于“文革”式的动荡和混乱的不满，有对于民主、精神自由和文化开放的渴望，有执政党重建政治威信的需要，更有公众摆脱贫困、改善物质生活的普遍的冲动。当这些不同的诉求在七十年代末汇集到一起的时候，“改革”的大幕就拉开了。目睹那大幕徐徐拉开的情形，你真是会相信，这是一场上下同心、举国参与的全民改革运动。可实际上，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里，各种要求改革的力量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是完全不同的，它们的目标经常并不一致，它们对改革的方向的影响和导引力量，也因此而完全不同。到九十年代初，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随着一系列政治、思想和文化理念之间的冲突的相继爆发，也由于～系列与之相关的重大的政策性调整，八十年代初的那种过于模糊、也过于天真的改革热情，已经被更为现实，往往也更为保守的社会态度所取代。很自然地，经济生活逐渐上升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其他都是空的，多挣几个钱要紧！”类似这样的对于政治和公共生活的疏远、冷淡甚至嘲弄态度，在人们中间日益扩散。到九十年代中期，公众的注意力已经明显朝改革社会经济，甚至仅仅是改善个人物质生活的方向偏斜了。而一种视个人物质生活的改善为人生最大目标的狭隘的功利意识，也就在社会各阶层顺理成章地蔓延开来。
在这个全社会的转变过程中，1992年政府再次发动的“市场经济改革”，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不但使整个行政和管理系统依照功利原则迅速地重新统一起来，而且赢得了差不多全社会的热烈响应。当然，九十年代的新一轮“改革”已经不再是八十年代从“联产承包”开始的经济改革的自然延续了，它更与八十年代从“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政治和文化改革完全不同。改革的指向明显转移，它所遭遇的社会条件更是大变样了。在九十年代，“改革”的目标相对单一，它是要创造一个以效率为基本准则的新的经济秩序。因此，它推崇的首先是利润、财富和经济的竞争力，它关心的也主要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物质生活的改善，至于其他的许多事情，它都暂时推出了自己的视野。在九十年代，这新一轮自上而下的“改革”的阻力也明显减少了许多：经历过八十年代晚期的社会动荡，那种从精神、文化和政治方面期盼或质疑“改革”的公众热情，已经大为涣散；当人们卷起横幅、拉开麻将桌，纷纷将视线转向个人的衣食住行的时候，当对眼前的物质生活的关注异乎寻常地在人心中膨胀开来的时候，新“改革”的浓郁的经济主义气息自然能够获得相当广泛的欢迎；一旦看清楚“改革”只是要创造“市场经济”，自己手中的权力正可以转换成巨大的资本，那些经不起诱惑的官员更立刻换去了在八十年代中期还颇明显的疑虑神色，水声喧天地跃入“市场经济”的大海。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市场经济改革”会怎样一路铺开、迅猛推进，你就可想而知；那个“新富人”阶层的快速崛起、如日中天，就更是毫不奇怪了。
一旦社会滑进了以“效益”为基本曲线的“发展”轨道之后，所有那些不能迅速兑换成现钱的事物：诗、爱情、哲学、良心、尊严感以及那个在八十年代初风靡全国的“哥德巴赫猜想”……都势必逐渐遭人冷落，人心的天平向一面严重倾斜。既然一切都是根据眼前的利益来结算，集体也罢，个人也罢，都很难再继续维持对于长远事物的关心。“效益”本来是有长远与眼前之分的，可一旦意识不到“效益”之外还有广阔的世界，人们对“效益”的关注就必然是直趋“眼前”。从若干行政部门对一座城市、一片乡村乃至更大范围的地区的发展规划，到平民百姓对家庭、子女和个人生活的具体安排，从大多数商人和实业家的投资计划，到成千上万被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例：在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你都会看到“短期目标”的膨胀，看到这类目标如何一步步压倒和毁坏一个人、一个集体甚至一个地区的长远的生活。不只是工厂倒闭、失业人口增加，更是教育败坏、生态恶化，是一部分执法机构的逐渐流氓化、社会的信用体系日趋瓦解，是道德水准的普遍下降……一旦这些因素汇聚起来、交叉感染，社会整体性的破产也就为期不远。令人担忧的是，在今日中国的若干地区——决不仅是乡村，你确实能看到上述那些因素正在蜿蜒交颈、互相激发，而且，这一类地区的数量还在与日俱增。
不仅如此。二十世纪是人类各部分之间的交往急剧密切，经济、文化乃至政治生活的“全制度，到各级政府竞相以Microsoft装备自己的办公室，甚至人民解放军的军帽也越来越西方化了：倘说九十年代有哪一件事情是从八十年代一直延续下来的，那大概就是这个经济上的“开放”吧。不用说，也正是这“开放”造就的日常生活的显著变化，有力地支撑着那种“我们正在走向现代化”的感觉。在东南沿海和广州、上海这样的城市里，这样的感觉还相当普遍。如果不把“开放”看作是“进天堂”的同义词，如果视“现代化”为一种不得不追求、很可能利弊参半的社会状态，我想就可以说，今日中国确实正在经历某种趋向“现代化”的转变，我们这个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