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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
作者：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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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世界上多的是深浅各异的灰色事物，更不懂有些东西恰恰是由黑和白共同组成；或者因，或者果，不明白还有互为因果这一回事，更想不到世界上多的是亦因亦果，甚至非因非果；今天是绝对论，明天就虚无了，不理解世上固然没有绝对的东西，却也并非一切都难以肯定；要么好，要么坏，不明白好与坏常常如影相随，更不知人世间的善恶会互相转化……只要稍微看一下互联网上的争论文字，你就会知道这样的思维习性有多么普遍，连这些受过系统教育、能够上网争论的人都是如此，其他就更可想而知了。不用说，那“新意识形态”所以能笼罩社会，也正是靠了这思维习性的暗中配合。想想那些似是而非的论断吧：“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化！”“只要经济上去了，其他都会有的！”“成功人士？这就是中产阶级！”“以权谋私？就是西方的原始积累嘛！”“你这么不满现实，难道想回到文革时代？”……倘不是头脑早已被机械两分的思维习性控制住了，我们怎么会轻易接受这些明明与自己的生活实感相悖的妄断？至于“传统／现代”、“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类的流行思路，更都是直接由这种思维习性孕育而成。所以，今日中国的文化研究，正该坚决地挑战这种为祸深远的思维习性。
文化研究总是特别关注当代文化中精神和物质因素的互动关系，越是充分地揭示出这种复杂的关系，就越能有力地打破那种将精神和物质生活截然两分的普遍的错觉。而一旦将譬如“新富人”与集权体制的血亲关系公之于众，那一大堆黑白对立、非此即彼的流行思路，更立刻会摇晃起来，露出破绽。文化研究尤其要深入分析当代都市中流行文化的双重特性：既出自“全球化”的文化格局，深受欧美强势文化的影响，又深嵌在当代中国的特殊环境中，自有特别的政治、经济和性别含义。可以想见，一旦这种文化上的双重性被清楚地揭示出来，其他领域里的类似现象也就会连带着暴露出来，这将极大地打击那种或者只看见“相同”、或者只看见“差异”，要么全盘接受现实、不然就想要返回过去的判断方式，促使人从多样的角度去理解“全球性”和“现代化”，以更复杂的态度看待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彻底破除机械两分的思维习性，需要全社会的长期努力，绝不是文化研究能够独力做到的。不过，惟其是剖析当下的文化生活，是与人讨论那些他每天都能见到的广告、电视节目和文化设施，是直接诉诸他的感性经验，文化研究对于激发当代人的思想活力，帮助他挣脱机械的思维定势，还是能有特别的效力的吧。
当然，今天的文化研究的最大的意义，并不只在揭破虚幻、粗劣和溃烂的事物，而更在发现活生生的、创造性的文化因素，在激发全社会对真正优异的文化的强烈渴望，在鼓舞人们去努力创造这样的文化。当研究者冷静、专注地剖析某一恶劣的文化现象的时候，他这剖析本身却显示了，他相信世界上存在——至少是应该存在——别样的现象，甚至还显示了，他拥有对别样的现象的深切的感受，正是这感受使他无法忍受那恶劣的剖析对象。倘说文化研究常常呈现出一副专意批判的严峻的面容，在这峻急的神色背后，却一定腾涌着对诗意和美的感动，跳动着一颗充满生气和爱意的心灵。事实上，如果你不能真正建立起对“效益”之外的其他生活价值的确信，不能向社会充分呈现这些不依赖“效率”、更高居“利益”之上的价值的魅力，不能据此表达你对“利益”、“效率”和“力量”之类事物的迥异于时尚的理解，你是不可能真正打破“新意识形态”的市场崇拜观念，更难以激励社会真正拒绝“谁发财谁英雄，谁受穷谁狗熊”式的丛林法则的。而如果你不能跳出“全球化”格局所限定的思想空间，不能发展出广阔的视野和充沛的想象力，不能重新解读人类历史，特别是“全球化”形势下的中国的现代历史，帮助公众逐步获得对“人”的历史和现实丰富性的确信，不能生动地揭示当代生活中那些被压抑的可能性，激发人们对单调的生活前景的强烈不满——如果不能这样，你也就根本摇撼不了正日益流行的“现代化”迷信，更难以破除“新意识形态”利用这迷信制造的“共同致富”的幻觉。同样，如果你自己也难以感应、想象和理解世界的复杂结构，不能在对那种机械两分的思维习性的分析中，鲜明地呈现你对生活的多样、复杂性质的丰富感受，生动地展示你把握这一切复杂事物的能力，你又怎么可能令人信服地坐实那思维习性的浅陋，警醒人奋起去挣脱它呢？如果你自己的内心深处，也盘踞着许多“成功人士”式的粗陋的欲望，你的生活趣味和想象，其实都与它相差不多，并无力开拓出比它丰富、有趣的人生图景，那么，你就是再声色俱厉，怕也难以击倒这个虚幻的形象，甚至反可能促成它的更大的流行，批判者因为自身浅陋而成为被批判者的活广告的例子，我们见得还少吗?知识分子绝非刀枪不入的天人，如果长久地置身于黑暗之中，不能时时地亲近阳光，他很容易会丧失奋斗的力量；即便能凭着对黑暗的厌憎而激烈叫骂，因为缺乏内心底蕴的支撑和制约，这叫骂也非常容易走形、变质，最终与其对象纠缠着一同沉没。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近代以来的精神历史，正是一部不断发动激烈的批判，而批判者自身也不断被绑上祭台的历史。由于缺乏真正具有建设性的文化底蕴的支持，有多少激烈的批判最后撞入歧途，甚至成为新的迷信的先导，“文革”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而这样的例子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绝迹。我想，今天的文化研究是绝不能再延续这样的历史了。
所以，能否从今日中国的文化生活中不断发现真正的创造性、多样性、深度和美，能否深深地浸入它们，不断地滋养和充实自己，就成为文化研究能否完成自己的批判使命，能否远离那最终变质的历史窠臼的关键性前提。任何时代的人类生活中都不会只有丑恶和污秽，即如今日的中国社会，就依然有多样的生机，在混乱之中勃勃跃动，有四散的新意，在大堆的腐叶下面灼灼闪亮。当然了，这“发现”并非易事，它需要敏感的眼光、坚定的信念，还特别需要冷静和耐心，要能在生机与妄念相纠结、诗意与病态相缠绕的复杂情形下，细心地挑剔、剥离，将那被挟裹和湮埋的光芒释放出来。但也惟其如此，这工作就特别值得去做，因为正是在这发现、剥离和释放的过程当中，被释放的光芒会反过来照亮那敏感与释放它的能力，对象也将与自己的创造者一同成形。岂止是那些被发现的东西才具有建设性？这发现和阐释的过程本身，就是社会自我拯救、创造优异文化的一种方式，也是文化研究者自我更新、培育精神底蕴的一种方式。而越是意识到文化在今天所拥有的那种塑造生活的巨大力量，我们就越应该着力去发现社会生活中已经存在的良性的文化因素，哪怕它再偏僻、再微弱，甚至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说，今日中国的文化研究，其实与今天所有的文化创造工作息息相通，与文学、艺术、思想……的创造一样，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正是在激活我们这个社会依然潜藏着的巨大的精神和文化的创造力。
人类历史本没有不可移易的规律。倘若借用鲁迅当年的言辞，问：今日的中国社会将“进向”怎样的“大时代”？我想这答案应该不在别处，而就在当下的社会，在这社会的文化，在千千万万与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的精神和心灵。我不相信庸俗、粗陋和黑暗的东西能够永存，但是，只有当真正优异的文化发出光芒、照亮大地的时候，它们才会真正地消失。在几无退路的绝境里，积聚全力，一点一点地激活和创造优异的文化，一寸一寸地去击退弥漫的庸俗、粗陋甚至黑暗：也许，这才是真正值得为之奋斗的“大时代”？也许，七十多年前，鲁迅在那样激忿地断言中国正濒临“大时代”的时候，心里也正是暗暗怀着这样的执拗的希望？
2000年7月 上海
王晓明，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刺丛里的求索》、《半张脸的神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