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期
教堂山与乔丹的世界
作者：乐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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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山
教堂山位于北卡罗莱纳州的中部，说是山，其实是一个平顶的大丘子。两百多年前，正是欧洲启蒙运动走向巅峰的时候，美国南方这个小州的精英们，某天忽然决定办一所公立大学。选址时他们考虑到交通不便，得找个位置居中的地方，便来到了教堂山上。这地方那时只是个小村子，却有一座中世纪式的教堂。一行人歇脚时，其中一位先知忽生灵感，指着教堂后面的一片林子说：就在这儿吧。美国的第一所州立大学，就这么出世了。1993年我初来乍到，正赶上二百周年校庆，连克林顿的大驾都请来了。稍后方知北卡大学在美国南方学界传统上的领袖地位，人们说起这所学校，常常就用教堂山这个地名代之。这一称谓很贴切，不仅点出学校和地方在空间上的共生共存，更重要的是无意间提醒人们基督教和美国高等教育的渊源关系。历史稍长些的私立大学，至今多在校园中保留着教堂，最显赫的大概要数普林斯顿大学和杜克大学的教堂了。至于像圣母大学、杨百翰大学那样的教会学校，宗教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仍保有某种前现代的特征。但北卡大学不同，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规定公立学校不许设立宗教机构，那座古老的教堂便只能在校园边上继续传播福音。在现代科技商业理性的包围中，古刹的香火只能为大学城的文化景观作些许点缀。我有时望着这座古堡式的建筑，想象着当年那位指林为校的先人，若今天能重访旧地，他看到的是什么呢?
作为美国第一所公办高等教育机构，北卡大学的校园格局浓缩了一部现代文化史，以其空间形态勾勒出二百余年来知识与价值体系的嬗变。从北端的古教堂开始到数里之外南端的商学院，是一个将时间展现于空间的学科发展史，依次从敬神到敬人，从“大写的人”到现实的人，最后落笔于经济动物的人。在校园这边与古教堂毗邻的是一座天文馆，高大的红墙圆顶结构前是一片开阔的花园，中间耸立着一架铜黑的日规仪，箭头指向与教堂相反的方向。天文馆里终年放映科普及科幻片，吸引了来自全州各地的中小学生，哺育强化着他们探求星际征服太空的梦想。古教堂的肃穆清寂与天文馆的喧嚣显赫，让人想起的不再是布鲁诺、伽利略时的黑暗，而是他们子孙的全面胜利。这一胜利的具体标记，一边是神权的边际化和宗教生活的私人化，一边是世俗公权力及其知识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当教堂只能悄然于公共教育体系之外时，宗教才重新获取了自身存在的意义?
从天文馆往后延伸是北卡大学的老校园，也叫北校区。文理学院、新闻学院、图书馆信息学院以及美术馆、音乐厅、图书馆、学生活动中心等都在这里。北校区在汽车普及前就定型了，所以它的空间结构展现着人腿行走的自然利益，与汽车时代以车轮为轴心的布局截然相异。这里的建筑与人行道均以红砖为主，紧凑而又整齐地镶嵌在绿色的背景中，看上去像一幅古色古香的油画。这里整体空间布局以人为中心，为了人走得方便，坐着舒服，思想随意，交谈自在，即使是后来挤进来的若干小块儿停车场和不伦不类的灰色结构，也不至喧宾夺主。从古教堂的角度看，现代大学的功能就是将宗教的作用分类、延伸、扩大，完成的是从敬神到敬人的历史转变。宗教对世界的认知与阐释权威，近代逐渐转移到了作为科学知识生产主体的人(长期以来一直是少数男性白人，但这个题目当另论)。在学术分工后出现的自然科学家及部分社会科学家，他们存在的合法性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同时，随着知识生产与传播从教堂到校园的迁移，规范人类行为与生存意义的伦理价值体系，也发生了从神到人的倾斜。与现代大学同时出现的专业人文学者，则主要承袭了宗教的这部分功能。
南北校区仅一街之隔。跨过分界线后，依次排列着两类专业学院：一是生产传播关于“大体”或共同体知识的法学院、行政管理学院、社会福利学院，一是关注“小体”即身体的医学院、药理学院、公共健康学院、口腔学院、护理学院等五个相关学院。杂陈其间的是运动场馆和主要的学生生活区。这里的建筑和文化布局呈现为一个庞杂的过渡带，局部上保留了与北校区相似的古典氛围，但整体上又为大片的停车场和灰杂建筑支配隔离。作为法学和行政管理学的对象，人是社会动物；作为医学的对象，人是生理动物；在生活区里，人还原为吃喝拉撒睡的主体。在这个世界规范下的人是现实的人。现代社会的成功与否，似乎首先取决于人能不能在法律与生理极限的制约下最大限度地满足饮食男女的欲求。离开这一重要的物欲根基谈美国梦的诱人，就好像把古典的北校区等同于整个北卡大学一样。
其实，法学和医学都是古老的学科，它们原本属于那个敬人的北校园。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南移，与从二者派生而出的其他相关专业学院的成立同步，其背后也是一部关于政体和人体的知识生产发展膨胀的历史。我在前面描述从敬神到敬人的历史转变时，当然是严格地遵循着有关启蒙的经典叙事。但与思想启蒙孪生的工业化条件下的商品经济，也一直在参与塑造这一历史。特别是随着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分工的精细化，以前最能代表“思想市场”的大学，现在也基本上变成一种特殊的商品市场了。今天能广开财源的科研项目和学科，大都是为市场与政府公共政策直接服务的，早已不是当年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数理化了。我到教堂山不久结识了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科学家，在医学院的微生物学系任教。他在一所世界知名的大学念完博士以后，只当了两年博士后就申领到一笔可观的研究基金。在与另外几所大学的竞争中，北卡大学以最优厚的条件把他聘来，破例直接授予他享有终身教职的副教授职称，而不必像通常情况下那样，得先干六年左右的助理教授，最后还得通过严格的评审才能获得那样的身份。他告诉我，他这种经历是十分罕见的，关键因素就是那笔随他而行的研究基金，为北卡大学带来了一个一流的实验室。他是一位谦虚的中年人，不事声张，但我毫不怀疑，首先是他出色的成就为他带来了这一切。同时，这件事也使我开始注意知识生产的市场化问题。
北卡大学的公共健康学院，前两年曾申领到一笔巨额研究基金用于人类基因与遗传病调查。项目主持人首先想到了中国，除了以美元折算的调查成本低廉外，关键是中国庞大的人口提供了世界上最大的自然人类基因库。尤其在一些偏远的内陆山区，人口流动从古至今都比较稳定，没有多少与外界通婚的条件，所以可以提供原生条件下人类基因遗传的活标本。像我这样受过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教育的人，也从未想到中国竟能以这种方式为人类作出贡献。以纯粹的科研论，本来是件好事，但当我听到这一消息后却深感不安。这种研究已经成为知识经济时代资源资本化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在此条件下生产出来的技术产品非但不可能为贫困的基因提供者造福，而且往往被资本化的知识所垄断。但无论研究者是否有这层意识，你要想劝说当事人放弃，有这层意识的人会把你当傻瓜，没有的人会把你当疯子。所幸这事很快被搁置了，据说是由于中方合作单位要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