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期
民主与民主的神话
作者：潘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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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自由的基本标准。自公元前356年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开创了小农社会，买卖劳动力和土地(使用权)的自由一直是我国不言而喻的社会准则，唯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是个例外。虽然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权体制，两千三百年的经济自由传统却使计划经济极难建立，很难稳定，非常容易垮掉，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也因此很容易成功。我国目前国内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的脱节，名义关税与实际关税的反差，以及对外汇和走私控制的乏力，都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中国深厚的自由经济传统。香港和新加坡连年被评为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地区实在没什么好奇怪的，只是顺应了华人社会的一个悠久历史传统而已。同样，台湾政府也无力阻止岛内商人与大陆的自由经济交流。
(2)我国具有独特的政治公平。为适应阶级分化不明显的小农的社会，中国首创官僚制，皇帝以下的传统政府向所有男性开放，不以血统定尊卑，没有财富标准，没有“年龄歧视”，甚至没有国籍限制。自一千四百年前隋唐开科举取士至1905年废科举的大约一千三百年间，公开、公平的文官考试录用制度创出无数“布衣宰相”以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佳话。在以往的五十年里，“高考”依然是加入政府的最主要和公平的途径。在今日仅剩的几件公认的“公平”之事里，“高考”依然高居榜首。在我国乡村，民选村长的权威不受尊重，因为人数较多的氏族总能获得选举的胜利，公平性便大成问题。在香港和新加坡，文官系统在体制上享有比民选议会大得多的权力，但那里的人民并不感到不公平。日本在1993年民主化以前，议会的效用和地位也远不及文官系统。
(3)“德政”而非“强权”是我国大一统政权生存的基础和条件。孔子(前551—479)和柏拉图(前427—347)都认为政府可以依赖道德教化。孔子告诫统治者要“为政以德”。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用政令来领导人民，用刑法来惩罚人民，人们只求免于刑罚而不存羞耻之心。如果以人格的道德来感召人民，用真诚的礼仪使人民团结一致，则人民存羞耻之心，会善从在位者的领导。柏拉图的“理想国”与孔子的思想颇为相通，但俩人均身处“危邦”和“乱邦”的世界，大道难行，都只得开馆授徒。现代之前的欧洲一直乱邦林立，柏拉图也就一直是乌托邦的同义词。孔子逝世三百五十年后，其“德治”思想因大一统的中国获得了实践机会。公元前130年左右，汉武帝刘彻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给孔子思想以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此后历朝历代都尊儒家道德准则为正统的治国之道，不恃强权。传统的中国政体不设专门的税收和司法机构，有时甚至不设常备军，以一个极小的政府统治辽阔的领土和众多的人民。传统社会的“县”比今日的“县”至少大一倍，但通常只有一个政府付薪的官员，少数情形是两个。税收、治安、征兵、司法等事务统由这一人负责。形式上是专制，实质上是“天高皇帝远”的自由，是多数人民终生未见过一个政府官员的自由，是“有限政府”(lkimited government)导致的自由。这种“德治”政体的机制大体是这样的：一个村民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政府官员；退休后回到自己家乡成为“乡绅”。他一只脚站在政府利益一边，帮助成为自己“晚生”或“学生”的现职官员维持社会秩序；他的另一只脚则站在自己家族以及本乡本土的社区利益一边，成为社区的领袖。他忠诚于朝廷，因为尊奉儒家“君臣父子”的道德等级以及“仁义礼智信”的个人修养使他事业成功；他也忠于社区的利益，因为在儒家“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统里，统治者一旦“失德”就为抵抗提供合理性，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提供机会。中国历代英君明主以“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为座右铭，战战兢兢地统治。清圣祖康熙(1654—1722)实行的“永不加(田)赋”政策至清朝灭亡也未敢废弃。1900年义和团蜂拥进京勤王，中国给八国赔款四万万两，国人不分男女老幼一人一两，但清政府笃信德治，只敢出售官爵而不敢“加赋”。因此，辛亥革命未得农民的支持，既非农民起义，也不是农民的革命。两千多年来，除外族人侵导致的分裂，大一统是中华的主流，为数不多的农民起义只反贪官和皇帝，不反体制。中国两千年寿命的德治政体是世界第一大政治奇迹，其“合法性”岂是强权民主所能比拟?
(4)道德原则而非具体的法律是我国传统政府权威的源泉。由皇帝统帅的小型文官政府依赖地方乡绅势力的支持进行统治，任由乡民自治，基本不干预自然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在封闭平静、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里，“道德经济”居主要地位，法律的实用性不强，“仁义礼智信”和“君臣父子”之类的道德原则便可维持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人民天然缺少遵纪守法的习惯，其各类人等的行为严重依赖传统纽带来维系，如血缘家族，祖先崇拜，地方迷信，以及种种等而下之的地下邪教社团。法律源于(宗教)道德，这是法与道德在内容上的相通之处。但较之明确而具体的法律，抽象道德原则的约束性非常“软”，权威的弹性非常大。裙带关系弥漫文官系统；各行其是、弄权枉法、以权谋私的现象屡禁不绝。因此，传统的中国又是“一盘散沙”，形式上是“专制国家”，其实是个既“复”且“杂”的“文化范畴”。空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士莫非王臣”的自豪，却没有明确的领土疆界，没有民族认同，也没有发动民众齐心协力的社会动员能力。在十九世纪中期德治政体突然遭遇西方社会的现代组织，如现代军队，现代工业，现代会计制度，道德权威不敌法律的权威，四万万人口的大国，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数千洋兵征服，遑论抗战八年间先后出现了累计近千万的附日“伪军”。
2．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政体选择
与西方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完全不同，中国革命既不是为了经济自由，也不是为取代子虚乌有的“专制”。革帝制的命乃是怒其不争，怒其无力将四万万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建设现代的工业社会，抵抗外来民族的欺侮。一句话，推翻大清朝的动力来自中国人要“站起来”，来自一个伟大文明的自尊。于是，孙中山以“军政”来替代大清皇朝“永不加赋”之“德政”；共产党人以“专政”来代替国民党人的“军政”。国民党人虽统一了中国，却无力动员众多分散的农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快速实行工业化。而共产党人以严密的组织形式和出色的农民政策成功地动员了中国的农民，打败了国民政府的军队，甚至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阻挡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外，而且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之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反映了中国的时代要求。不如此，世界上的强大民族焉能“平等待我”?
建国五十年后，当民族国家的市场体系取代了地域分割的市场，取代了为快速工业化而实行的“指令型经济”，“专政”时代政治体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