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期
话说读图时代
作者：杨小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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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面上我们在网络里好像看到了对某种话语霸权挑战的可能性，然而，仔细一想，就知道这种挑战却不能构成真正的关于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因此，这挑战的意义可能很有限。
杨：当网络的人对我说，网络可以消除话语霸权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反霸权，而是要在网络的商业中确立地位。只是他们认为，网络商业更有自由，利润空间更大。这没有什么错。
刘：这样说他们也许不会相信，但商业的利益从来都向人们许诺自由，只有许诺自由它才能在消费者那里开辟市场，从而实现利润。这里从来没有真实的民主思想。
李：网络时代来临了。但网络可能给人类带来严重问题，带来新的压迫形式。我们不能不面对以下情况：第一，会用的人才能有网络。第二，有电脑的人才能有网络。第三，受过很好教育的人才能有网络。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具备这种条件的人有多少?那些不具备这种条件的人又怎么样?在网络社会里，他们处于什么地位?
技术、权力、微型政治
刘：这种说法让我想起了当年新兴资产阶级出现的时候，他们在身份、地位和权利等方面要求平等，反对世袭贵族，要求大家以同样的资格进入市场、社会和政治生活。而民主、自由、公民权等这一套新的价值体系的提出，获益于相当成熟的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其中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始终是一个重要话题，已有几百年时间的历史。民主和资本之间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个重要现象，重复出现的现象。相比之下，那些幻想用网络来消解霸权的人，对这一类问题全无思考，而是用MTV那样轻松、快捷的方式把这个话说出来了。有没有想过，霸权消解的究竟是什么?剩下的是什么?霸权的另一面是什么?
杨：消解别人的霸权正是为了确立自己的霸权，往往如此。福柯对于话语霸权的提示，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现实社会，都具有颠覆性的意义。
刘：福柯的学术基本上是往回做的，他关注的是历史的呈现。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针对的是什么呢?它针对的是正统思想的自明性。比如说，当有人说绘画中写实主义是正宗的时候，福柯一定会怀疑，问它为什么是正宗。所谓正宗的理由，自然是在有效地排除了异类之后才能够成立，那么，异类是怎样被排除的呢?这就形成了知识与权力的话语关系。
李：福柯想说的是：知识不是真理，知识是被建构起来的，而且知识在建构的过程中是经常以话语冲突的形式存在的，知识存在的形式又是与权力紧密相连。权力这个词的词源还包含着权势的意思，知识不是客观真理，一个不以人们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真理是没有的。福柯更深刻的意义在哪儿呢?对社会的控制和压迫不仅仅是我们所熟悉的国家和警察，还有知识本身。
刘：他有一个概念，他讲的是微型权力机制，什么东西标榜自己不是权力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注重它与权力(权势)之间的关系。
李：微型政治的观念就由此而来。
刘：福柯关心的技术是个广义的东西，是诉诸人的意志，诉诸历史需求以及政治利益的东西。无论是我们通常讲的政权利益，还是那些显得合情合理的性别构成和性别压迫形式等等，都是福柯关注的对象。比如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这些医疗手段是怎么演化成为一套客观的技术来对付病症和精神错乱?精神病院如何演化成为一种实行社会控制的机制，而所有这一切技术和机制如何反过来宰制了人们对身体的健康或不健康、正常或非正常的判断等等。萨伊德的《东方学》是对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语文学(philology)和东方研究所做的一次福柯式的知识谱系分析。中央编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伊恩·哈金的《驯服偶然》则是拿统计学为对象，进行了福柯式的知识谱系研究。此书在九十年代出版的美国学术著作中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最近我还看到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一本新书，好像是从德文译过来的，目前还没有中文译本，书名叫《打字机、留声机和电影》。这本书也属于同类研究中做得相当出色的一个。我随便举出的这几项都是有关科学技术或学科知识的知识谱系研究，我们现在讨论的所谓技术，在这里既是具体的，又是广义的，它指的是管理、支配和规定我们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的手段，而不仅仅是照相器材之类。
杨：这种规定就是话语权力。
刘：也可以这么说，因为话语是支持科学技术和社会体制合法性的根本，它能够限制人的主体意识以及他们对自身的理解。我们通常讲的人说话和人被话说，就是这个意思。福柯的话语研究正是在人如何“被话说”的意义上展开的。
镜头中的社会支配与性别政治
李：还是回到摄影上来。为什么候登科说“我手里的相机是个权力”?这个问题我们俩特别感兴趣，我们完全可以从照相机和社会支配、社会统治的角度写一部历史。但是什么问题都不能抽象地说，你一抽象，马上就变成一种空谈，这种空谈就很容易被某种功利所利用。比如，以纪实摄影兴起为例，中国纪实摄影在八十年代兴起意义重大，在当时中国文化界比较早地提倡艺术家对现实的介入，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它要介入的正是被主流话语所排斥所遮蔽的那一部分现实。我们研究的这个东西本来是冲着主流意识形态去的，可是还没等到它跟主流意识形态真正冲突的时候，它碰到了市场经济、消费主义对它的威胁。它的麻烦在这儿。
杨：你说得非常好!
李：它现在是腹背受敌。
杨：实际上在八十年代初，无论是美术界还是摄影界都有一个唯美主义的思潮，所以，当年提出纪实摄影主要是想针对这个沙龙化的唯美主义而来的。当时我跟李媚在讨论到中国摄影现状时，我提出的一个看法就是，由于人们不太了解西方摄影史的发展，所以才出现了把卡蒂一布列松看成是纪实摄影家，还把他和陈复礼这样的人放在一起的事。沙龙摄影实际上是美化现实，而纪实摄影则是希望把一种被遮蔽的现实呈现出来。
刘：既然我们要脱离就事论事的讨论，我们还必须关注一下摄影家与对象的关系。我在大连会上看到摄影家的作品以及大连医学院摄影系毕业班的作品展览。让我特别震惊的，是这些作品中的性别盲点。有那么多的女摄影师，她们为什么要用男性的镜头眼睛看女性?看与被看的关系为什么得到如此固定的体现?
杨：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我很快发现这样两个路向，一个路向是卡蒂一布列松，一个是克莱茵，他们是两个刚好相反的人，一个是不干扰对象，一个是强调干扰甚至紧逼对象。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摄影的侵犯性问题。克莱茵是强调侵犯性的。当时，我并没有接触到女性主义这一类问题，仅从摄影的角度去强调，这种侵犯性背后有个价值观的问题。
刘：商业化以后，把许多东西都变成了消费的引诱，成为商品，性别何尝不是如此。文学不能像摄影这样生产强烈的性别刺激，摄影中的性别意识非常的强，实际上是一种暴力，无处不在。你在阅读有些照片的时候，性别暴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