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期
话说读图时代
作者：杨小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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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面向你打来。
李：我们还要具体化，而不要抽象地讨论看与被看的问题。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图像的消费有力地破坏了五四以来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性别建构(我们且不讨论这种建构中存在的问题)，并重新建设一种更适合商业社会的新的性别差异和性别关系、新的男权统治的关系。这是新情况。
杨：我想广州的《新周刊》是一个影像消费的例子。你可以仔细辨识这本杂志上所使用的照片，它的图片套路，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提供了一整套女性被看的完整实例。而且，它还是给城里某一阶层的人看的，不是给小市民看的，更不是给农民看的。
刘：这种男权统治与原先的父权统治是不一样的，这是新兴的商业社会男权统治。它不同于高压统治。
李：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妇女地位，但妇女解放不可能对它的父权意识形态进行根本的颠覆，这个革命的前提是进步主义、民族国家，它对女性的解放是非常有限的。革命的目的是要解放全人类，全人类当然包括女性。但是，由于父权意识形态的大前提没有受到动摇，所以在革命内部对女性问题又有一种紧张。它不可能根本解放女性。市场经济来了之后，不但没有解决这个紧张，反面破坏了这个紧张，把有限争取到的妇女地位又进一步地瓦解了，进入了新的男权统治。
刘：新的男权统治范围很广，包括法律、医疗卫生、教育、劳动、生存权等等，几乎都建立在对女性的压迫上。
李：所以从看和被看的角度来说，革命中的性别结构是女性特征的泯灭，穿干部服，短头发，身体语言都男性化。商业社会又使女性变成搔首弄姿，珠光宝气，女性特征于是跟其他消费品一样成为消费品。
刘：我觉得前卫摄影有必要对这一套东西提出挑战，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真正的前卫是广义的，要对主流文化或流行文化中的性别歧视提出抗议。摄影家们应该懂得镜头对性别的运用是怎么一回事，而镜头本身的性别属性也是可以讨论的。我认为，前卫的摄影师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应该对消费文化中对女性的那种包装，进行自觉的抵制和挑战。中国有那么多的女摄影师，她们应该对这些问题更自觉。
关于文化坚守
杨：在这次大连会议上，李媚提出了一个文化坚守的问题。我觉得她的意思是说，在消费社会中，在人人都向钱看的风气下，摄影的文化品格仍然是有着重要价值，摄影人的文化立场仍然是要有的。但她并不是反对人们去从事经济活动，因为摄影家也要活呀，这是一个实际情况。坦率地说，我对李媚的问题有同感。其实，大家都曾经前卫过，都对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产生迷恋与向往，也在这当中犯过简单化的错误，产生过有违常识的判断。八十年代的文化带有强烈的启蒙色彩，其中一个特色就是“拿来主义”，结果就拿来了一个向钱看的奇怪的市场经济。进入了九十年代，文化已经成为了工业，成为了消费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中的批判性早就被减弱了，甚至被抹杀掉了。文化开始成为一个令人可疑的东西。九十年代，弥漫在前卫美术界的几个词是“市场”、“下课”、“生效”、“策略”等等。在我看来，这些词掩盖了一个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文化工业当中的“权力、金钱与印刷品”三位一体的拜物教，而且这些拜物教是躲藏在启蒙话语里边的，是经过启蒙话语的精巧包装的。最近出版的吕澎的新书《九十年代艺术史》，就是这样一个拜物教的产物。这本书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目前中国前卫艺术界那些权力拥有者们的曲折心态。所以，李媚提出一个文化坚守，我以为还是有意义的。
李：关于文化坚守问题，第一，这个提法我不喜欢，因为它非常被动，当然这也说明了有批判意识的艺术家的处境。在中国九十年代如此迅速地形成了商业文化和市场经济，确实对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带来了强大的压力，在这种压力面前，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要坚守也无可厚非。姑且用坚守这个词的话，我觉得坚守什么要清楚。坚守的不是我们在八十年代所形成的观点，而要对八十年代的观念进行检讨。就像你刚才说的真实性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在一个前提下才值得去讨论，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本质主义的无可替代永远不变的东西，包括纯艺术、纯文学这类观念。为艺术而艺术是要在某种前提下才有意义的，如果前提改变了，那它的意义也可能消失。比如八十年代，由于要对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我们研究借鉴西方启蒙主义的思想，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今天形势下，启蒙主义思想中的某些东西，比如本质主义、人道主义、进步主义、人性论等等，已经开始妨碍我们认识九十年代。要想坚守，就应该对八十年代的这些东西进行反省，然后我们才能知道自己坚守什么。市场经济来了，资本主义来了，你坚守的立场要改变。你的坚守一定要有针对性。中国的知识分子老在说，我们要反对封建主义，但是在九十年代，封建主义产生了什么变化?除了封建主义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如果我们以前一直是要警惕狼，那么是不是又来了老虎?老虎与狼结合起来作恶怎么办?我不太喜欢坚守的意思是，应该强调你的批判的针对性，强调进攻性。
刘：这样的话，就不是坚守的问题，而是抵制。这对艺术家本身的自我定位也有一个要求：你要以批判的姿态去抵制，而不仅仅去捍卫艺术的本真。再说，这个本真的东西与大环境发生什么关系，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作为一个摄影师，你必须首先认清自己面对的大环境，然后才能谈得上要坚守什么，要挑战什么。如果说八十年代什么东西值得坚守的话，那就是与主流文化所发生的紧张关系，应该把这个紧张关系化为一种抵抗力量，这样才不会被消费主义打得落花流水。
李：我还要强调有策略。你不能仅仅采取一种孤芳自赏、不沾污泥的态度。我说的是利用市场经济给我们的可能性建立一个文化空间，因为有了这个文化空间我们才能活着。
杨：其实，比起前卫艺术界，摄影界相对还比较单纯些，没有那么多高智商的人在闹事。而且，我以为，摄影界那种坚持关注社会现实、深入到社会底层中寻找影像存在的态度和工作方式，还是比较可喜的。当然，现在也开始出现了新的情况，前卫艺术界有一大批年轻人也在弄影像。从摄影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现象。无论如何，在文化工业的消费潮流中，坚持一种价值观还是重要的。我希望影像文化不要一下子就成了“权力、金钱与出版物”的拜物教的牺牲品。
(本文由杨小彦整理)
杨小彦，美术评论家，现居加拿大。主要著作有《读图时代》、《站在文图之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