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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魅力
作者：杨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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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一世界银行一关贸总协定所采取的政策完全不同的基础之上。通过以能源密集、资金密集方式重建和扩大全国的物质基础结构，从而彻底转变就业结构，将千百万失业和未充分就业人员吸收到日益技术型的活动中来。拉鲁什总结道：“总的来说，需要做的是回到古典的民族经济原则上去，这些原则是德、美、法、日和其他国家崛起成为工业强国的基础。”
拉鲁什文章发表之际，正是1989年政治风暴过去之后中国社会内部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相对沉寂之时。未来的方向已经确定，与国际主流文明融合占据了决策集团和各主要利益集团的思维空间。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也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冲击着拉鲁什所主张的“民族经济”的各种有效屏障，将民族国家的统治集团逐渐贬斥为国际资本利益代言人的角色。从更现实的角度评价，由于中国的外部环境相对和平，民族经济发展所赖以进行内部动员的政治基础已不复存在，加之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瓦解，希冀中国走上另一条发展之路的劝诫无异于梦想。
新的世纪开端之际，回顾林顿·拉鲁什文章的价值在于，如果中国沿现有经济发展之路难获成功，或者更具体地说，如果现有发展之路不能解决八～九亿农民的现代化，不能够使他们在摆脱土地的同时在城市社会获得较为广泛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则开辟另外一条道路的历史性课题就必然摆在面前。那时，拉鲁什警告的现实意义便会格外凸显。
值得一提的是，林顿·拉鲁什此后还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一些文章，1994年第六期上刊发了农业部农村政策中心研究员温铁军在访问美国时与拉鲁什的对话。在该篇对话中，拉鲁什预言国际金融资本体系的总体危机即将到来，他认为，世界金融市场正在新一轮动荡之中，而西方金融资本的卫士却宁愿听任牟取暴利的少数人在金融帝国的空中楼阁倒塌之前捞上最后一笔，然后将货币体系崩溃的恶果转嫁给社会公众，尤其是依靠西方主要货币进行贸易的发展中国家损失会更为惨重。拉鲁什断言，以伦敦一纽约为轴心的金融帝国，正在极力地把刚刚解体的苏联和正在发展的中国纳入病入膏肓的西方货币体系，吞噬这些国家的血来使西方垂死的金融资本回光返照。
就我的记忆而言，这是最早预言国际金融货币体系面临危机的警告。此言出后不久，墨西哥金融风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到今天，美国金融资本市场的累累险象仍让人们担忧不已，拉鲁什的预言如果真有一天不幸彻底言中，则不但中国已日益国际化的经济结构将遭遇沉重打击，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重新笼罩的前景也决不是危言耸听。
对比一下各式各样的经济学派，林顿·拉鲁什的“丑话”值得中国人认真听取。
自由派与新左翼在民粹主义话题上的微心态
1994年8月12日，《战略与管理》召开了一次研讨会，题为“社会转型与民粹主义”。这一会议开得并不非常成功，此后刊发的一组文章也没有产生预期的强烈反响。但从今天的视点去看，其中的许多内在价值仍然应该引起重视。
民粹主义的话题在九十年代中期的社会语境中与八十年代完全不同。“八九”风波之后，执政党内部的一些青年才俊检讨这场风波的政治原因，迅速提出了共产党要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性课题，他们要求共产党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传统革命思维，进而吸收历代帝王“马上打天下，而不能马上坐天下”的政治经验。在这种经验教训的总结中，进而提出批判民粹主义的学术命题，要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哲学思想基础进行彻底清算，并由此反省俄国民粹主义历史传统和法国大革命的政治遗产。
执政党内部的这次检讨运动影响较大，它在不同层面被其后的领导人所吸收，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较具说服力的理论工具。然而在九十年代中期，这一理论命题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心理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首先，由于“八九”风波，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遭到动摇，一向反对民粹主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不愿卷入这种理论反省。在对民粹主义的态度上，自由派知识分子心态十分矛盾，他们一方面认定民粹主义是反现代化的一种思潮，是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是希图不经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痛苦而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理想国的乌托邦，“文化大革命”便是民粹主义的典型社会实践。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与现政权合作，在批判民粹主义的同时巩固现行社会的秩序。
其次，对新一代左翼知识分子而言，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所显示的贫富差距和严重不公正，社会主义价值仍然是他们内心极力捍卫的理想原则。而就中国的现实经济发展模式而言，事实上却早已远离了他们内心的原则。因此，对于民粹主义的态度他们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试图通过批判民粹主义为现实社会主义实践辩护，另一方面他们也时时发出警告，当资本主义的绝对不公正造成社会的内在分裂时，民粹主义的思潮就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在“社会转型与民粹主义”一组文章中，王小东的文章给我的启发最大。王小东平素就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他在阐述自己观点时几乎从不顾忌时间、地点和环境，这大概也是他的理论更加彻底的原因之一。王小东为他的文章取题为“在平民与精英间寻求平衡”，他以广义的精英与平民之分来定义民粹主义，他写道：“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方面，那就是法国大革命开启的平等与公正的价值观念——它开启了现代民粹主义思想，并且仍旧包含在各种各样的民粹主义思想之中——的许多部分已经成为这个星球上的人们公认的准则，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不管它确实有多少不合理、不切实际之处，不管你如何理解‘历史的进步’这个字眼，都是一样。”“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完全遵照民粹主义的准则运行，则只能有两个结局：一个是失控与混乱；另一个是社会因不堪福利的重负而停滞。相反，如果完全忽视民粹主义要求平等与社会公正的主张，也只能有两个结局：一个是控制不住而陷入混乱；一个是控制住了，但社会因完全丧失活力而停滞，如同前现代化社会。”
九十年代末，中国社会开始真正的社会分化，地区之间、城市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实实在在地拉开了。与此同时，是新左翼思潮的空前活跃，话剧《切·格瓦拉》的出现令人目瞪口呆，仅仅二十年时间，在八十年代几乎被批倒批臭的左倾社会价值观，便重新博得年轻观众的狂热喝彩。这种短时间内历史快速重演的活剧，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国几代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的现代化目标(包括富国强兵、平等公正这两项主要诉求)并未实现。历史仍然在反复提出前辈人早就面对的问题。
“社会转型与民粹主义”，当1994年我们讨论这一命题的主要内容时，它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便得到了印证。
世纪之交的国际战略观——从“眼睛向内”到“眼睛向外”的一次重要讨论
1995年8月，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时殷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