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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魅力
作者：杨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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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价值偏好也不相同，但其论述深度均超出了编辑原有的期待。1996年第一期，林毅夫等人又撰写了回应文章——《资源结构升级：赶超战略的误区》，此次讨论就此基本告一段落。
此处之所以大段落地引用讨论双方的观点，乃在于这一问题迄今仍未能有结论，它们仍然在深层次上困扰和影响着中国宏观战略的制定者和决策者。
客观评价，林毅夫等人是具有从战略上观察和提出问题能力的学者，对于体制改革仅从微观层面和资源配置层面人手的现实弊端，他们较其他主流派经济学家更能敏锐地从宏观战略层面着手分析。回顾和检讨一下九十年代初、中期中西部地区出于赶超东部的急迫愿望而盲目上马的一大堆项目，林毅夫呼吁以比较优势而确定各地区、各国的发展战略，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但林毅夫等人的问题在于，他们仅从经济学层面剖析发展战略的优劣，而忘记了在一个以民族国家划界的世界上，尤其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中，经济战略从来与国家安全等政治战略密不可分。这方面，离开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显得十分无力。
反观王小东、李力等人的文章，其中的许多断言已被当代社会进程所验证。九十年代后期东南亚国家的一蹶不振，中国低技术生产能力的全面过剩，已经一再警告战略决策者和制定者，没有清醒的国际政治经济比较，没有方向明确的发展战略，市场机制即使确立起来，也会带来大量问题。
世纪之交的民族主义——一个敏感的话题
在所有批评《战略与管理》的意见中，对《战略与管理》集中讨论民族主义火气最大，观点也最尖锐。迄至今天，这种批评仍然不绝于耳，即便《战略与管理》此后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民族主义的文章，也无法消除一些人心中的怒气。这一话题似乎造成了一种使批评者具备道德优越感的氛围——鼓吹民族主义便是当局的帮凶，鼓吹民族主义便可能导向法西斯主义。
回顾起来，《战略与管理》曾先后两次讨论民族主义，一次是1994年4月进行的“变动中的世界格局与民族主义”，一次是1995年11月的“世纪之交的民族主义”，其中又以后一次讨论规模最大，涉及问题最多，影响最持久。
1995年11月，我们邀请了近四十位各种观点和各学科领域的学者聚集深圳，专题探讨民族主义问题，这也是我主持过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一次学术会议。会议的动机在1996年第一期《战略与管理》“编辑手记”中有较详尽的表述，此处引述如下：
“放眼世界，民族主义思潮产生的影响日益波及冷战后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在转型国家，亦即人们通常指称的从中央计划型体制向市场型体制转变的前苏联、东欧地区，民族主义思潮伴随着各种意识形态正走向社会政治生活的前台；在广大的阿拉伯世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于内外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明显，其中的极端民族主义正成为地缘政治中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即便以世俗政权为主导的穆斯林国家，其政权的民族主义性质及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特征，也在左右着阿拉伯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政治走向；在第一世界，保守主义思潮裹挟下的西方右翼势力纷纷抬头，面对西方秩序主导之下的世界的各种跨国性课题，诸如自由贸易、移民、犯罪浪潮、环境保护，其民族利己主义倾向愈益明显。冷战之后，憧憬全球化新秩序的人们迎来的却是一个民族纷争、种族仇杀的冰冷现实，这一点，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刻的思索。”
“在发展中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不仅有其国际政治方面的含义，更重要的是，它还与后进国家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相关。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既要完成社会生活现代化的任务(以工业化国家的价值标准完成传统社会的改造)，又要捍卫本民族的利益(不完全以西方价值为转移)，这种内在的紧张导致民族主义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政治选择，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的民族主义运动便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伴生现象。与此同时，评价和考察这种民族主义，也便成为后进国家现代化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课题。”
民族主义话题所涉及的领域之广，是我事先没有准备的，这也与我的知识储备有关。在最初筹备这一专题时，我个人更多地从国际政治的现实出发进行思考，其他方面只有一些朦胧的感受。通过深圳的研讨会，通过此后刊发的一系列讨论文章，我的视野也为之大开。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政治革命自欧洲逐步向全球扩散，其重要的伴生现象便是欧洲范围内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确立和世界范围内殖民体系的确立。在欧洲，现代民族主义成为摧毁封建主义的重大推动力量，而在全世界，欧洲的民族主义则成为殖民主义体系的帮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第三世界而言，现代民族主义从诞生之日起便具有着双重含义，一方面，这种民族主义是自我觉醒、抗击外侮的重要精神资源；另一方面，这种民族主义必须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科技制度来实现民族利益的维护。回顾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广大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运动，凡与世界进步潮流吻合的便多得到历史的肯定，凡不吻合者则多遭到历史的淘汰。
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在结合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种具备了国际主义价值的世界潮流之后才获得最终的成功，从一开始，它便超越了朴素的民族主义而具备了超越一民族、一国家、一地区的世界观。这种结合了社会主义价值的民族主义运动，最终导致了第三世界广泛的民族独立潮流。从此，世界殖民体系彻底瓦解，世界从此迈向了新的历史阶段。
冷战之后，旧的世界秩序瓦解，新的世界秩序重新酝酿。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挟民主、市场经济的价值观而欲构筑一个全球一体的西方世界秩序，另一方面，是中国、俄罗斯、印度、阿拉伯世界欲在这一新秩序构筑进程中探索对自身更为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于是，民族主义思潮重新蔓延，成为世界范围内随处可见的汹涌潮流。
世纪之交，当北约飞机无端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发生之后，此前国内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议事实上被暂时划上了句号。现有世界秩序的实质赤裸裸地显露在中国人面前。
对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思潮而言，论述它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已经是件不需花费太多气力的事情，而问题的另外一面在于，这种民族主义迄今仍然未能找到国际主义的普世性价值观，它仍然停留在自我利益维护和自我意识觉醒的朴素阶段。对比西方民族主义(其表象一定体现为世界主义)的民主、市场经济价值观，中国的民族主义仍然缺乏灵魂，缺乏超越一民族、一地区、一国家的国际主义世界观。
从这个意义上评价，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杨平，编辑，现居北京。1993—1998年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有著述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