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2期
思想的魅力
作者：杨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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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靳大成先生的约请，让我写一篇《战略与管理》杂志创办经历的回顾性文章，靳大成先生说，回顾一下九十年代较有代表性的学术期刊编辑与出版中的人和事，对后来者认识思想史当有一定的价值。我想靳大成先生的话应该是不错的，于是也就拿起了笔。但很快，我发现真实地记录历史如此之难，一想到那些人和事都还在继续活动着，一想到“为贤者讳”的种种内心忌讳，所谓真实地记录历史便几乎成为不可能。由此我也开始怀疑这篇回忆性文章的必要性，并进而怀疑所有当代人为当代人撰写的历史的真实性。
然而答应的事情又不能不做。在写不下去的时候，我重新浏览了1994年至1998年的《战略与管理》杂志，我惊异地发现，那些自己曾经编辑过的文章竟然如此具有新鲜感，那些既往的话题对生活在今天的我仍然具有极强的思想震撼力。这是为什么?我逐步明白了，这恐怕是由于在九十年代初我们编辑这本杂志时所提出的许多问题至今仍然没有答案，许多年前预言的事情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它们仍然不时地冲击和困扰着我们。这大概就是思想的魅力吧。
于是，重新动笔也就有了新的动力。既然《战略与管理》是一本以思想性见长的期刊，那么在世纪之交对以往的思想历程以及参与这一历程的人进行回顾和评价，或许对今天的读者更有启发。当然，涉及人的活动，就难免有个人喜好和理解角度的差异，因此，这篇文章如果无意中说错了什么或得罪了谁，主要是我的责任。
杂志的问世
1993年8月，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秘书长秦朝英约我面谈，说是研究会有本会刊亟待创刊，希望我能介入。秦朝英是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的研究员，在国防战略的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们认识已有两年。他为人比较缄默，在公众场合很少说话，但私下交谈一旦深入，其思路的开阔和分析问题的锐利则会给人极深的印象。我们是在建国饭店见的面，秦朝英介绍了研究会的情况，介绍了这本杂志的一些手续上的情况，然后谈了他的初步想法。
由于秦是战略研究出身，他更关注国家发展目标的确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研究，秦朝英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小康社会固然是一个可以说服公众的国家目标，但从战略角度评价，这一目标并未给中国未来二十——三十年内在国际社会中的目标定位。国家发展目标当然应有物质指标，但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的综合指标，换言之，中国通过综合国力的提高对自身和外部资源的控制力，应该是更重要的追求目标。秦描述说，从区域强国到超级大国，应该是几代人为之努力的方向。在这样的目标定位下，中国的经济改革才有方向感，中国的发展才能动员全社会的内在潜力。《战略与管理》杂志即应致力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在这一总目标确定的前提下，探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各个方面的发展战略，从而为中国的执政党干部队伍提供战略思维训练和战略策略研究。
秦朝英的办刊想法很具鼓动力，长期从事新闻编辑的我很容易便被调动起想像空间。我带着莫名的激动离开了建国饭店战略研究会的办公室，开始了创办一本刊物的前期准备。
自1989年以来，我便开始从事《北京青年报》的理论编辑工作，1990年一1991年，又在《中国青年报》从事了一年左右的理论编辑工作，这期间组织过不少较具影响力的理论文章和学术会议，积累了一定的学术资源。我初步设想，这本杂志尽管偏重战略研究，但其价值判断一定会在办刊过程中引起争议，因此从开始组织编辑队伍时，即应选择不同价值偏好但又能够沟通合作的人进入编辑班子，使之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而从编辑工作的角度看，学术期刊仅仅选择学者型的人充任编辑显然是不行的，因为学者首先关注的是理论的完备和学术趣味的投合，而读者则首先关注的是各种困扰自己的现实问题。因此，这个编辑班子应该是北京报业中较具理论思维能力的编辑和北京学术圈中较为关注现实问题的学者。
在以上想法的支配下，一个后来证明是比较理想的编辑班子便迅速形成了。他们是：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青年教授李书磊，《北京青年报》编辑杨平，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小东，《中国青年报》编辑杨浪，《人民日报》编辑尹智博，《北京青年报》编辑邵延枫，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编辑秦燕。这个编辑班子后来几经调整，但主体人员基本延续到1998年才发生较大变化。编辑班子一旦组成，稿件的约组几乎没有太费力气，1993年11月，一本我们大家看着都比较满意的创刊号便正式问世了。
林顿·拉鲁什为中国指出的另一条道路
1993年底，杨浪拿来一篇英文稿件，题目是《中国的复兴——未来一百年的紧急计划》，作者是美国人林顿·拉鲁什，据译介者介绍，林顿·拉鲁什基本不为美国主流社会所容，他因主张本体经济学，对现存英国伦敦金融帝国主义势力和美国华尔街金融势力严辞抨击，并主张彻底摆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所控制的现存世界秩序。因此，他被美国各主流媒体封杀，他的文章几乎不能发表。林顿·拉鲁什为此成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席勒研究所，并积极组织政治活动，甚至准备参与美国总统选举。
拉鲁什的文章标题有些危言耸听，但其内容即便今天看来仍然十分有力。他认为，中国繁荣的光环并不应该使人们忽略这样的事实：“财富正在从内地农村地区转移到沿海地区，并输出到国外；与此同时，内地却在渴求投资。中国的根本问题——劳动力以农民为主的前工业结构，基本的基础结构亟需现代化——仍未解决。与此同时，‘很快富起来’的思想到处遍布，腐蚀了国民精英的道德，减弱了他们推出这个大国赖以立国的长远决策的能力。”“因此，我们看到，正当中国农民需要对农田大量投资的时候，他们的购买力却急剧下降。”拉鲁什认为，与欧美相比，中国在关键方面落后了不止一百年。以德国为例，德国的劳动力大军在工业中就业的比例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比中国今天的还高，德国1880年城市化的特征就比今天的中国强得多。据1990年的统计资料，中国人有26．3％生活在城镇，而1877年德国已达39％。
1994年1月我们刊发了拉鲁什的文章，2000年末，当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中国的经济迟迟滞留在缓慢回升的阶段时，回顾他的文章仍然不无启发。从大的方面看，近九亿规模的农民不具备购买力，是导致三——四亿人口的城市工商社会生产剩余找不到出路的根本原因。所谓内需不足，其实就是农民需求能力不足，而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需求不足的根源，乃在于近几十年来对于中国农村与农业社会基础投入的严重不足。中国现代化是个百年梦想，但对这条现代化道路而言，八——九亿农民的现代化问题不能解决，则城市社会的任何现代化都只是一个外壳或装饰而已。
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拉鲁什主张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放到与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